导演们最近对“中年生活”挺上头

生命谎言

易卜生在《野鸭》里写道，“如果我们从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谎言’，那么我们就拿走了他的幸福。”《野鸭》里讨人嫌的格瑞格斯坚持向卑微过活的雅尔马一家说出真相，间接造成雅尔马女儿的死。真相带来了什么？真相重要吗？易卜生没有追问，但他提出了“生命谎言”这个说法——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我们的心灵乃至生理的存续都有赖于此。

在马丁·麦克多纳的名剧《枕头人》里，有最低微、边缘的卡图兰和他的智障兄弟。一天他们因为镇上的儿童失踪案而被捕。剧中布满了白天做着屠宰工晚上当作家的卡图兰写的小故事，那正是他惊人的“生命谎言”。《纽约时报》的剧评人本·布兰特利认为，“《枕头人》所宣扬的是人类原始而重要的本能，他们会发明幻想，为幻想而撒谎，用红鲱鱼作为诱饵，向真实或想象中的观众演奏《神曲》。对麦克多纳先生来说，这种本能就像对性和食物的欲望一样原始而充满活力。人生短暂而残酷，但故事很有趣。”

麦克多纳将作家卡图兰悲伤的生活放在这样极端的处境里，以彰显人类不死的虚构力，那是一种“反命运”的能量，是草芥一样的业余作家卡图兰反抗抛掷在他身上的阶层和权力体系的“向前的梦想”——人会死，而作品不会，作品在生长。

人到中年，有时似乎对于自己是谁、去向哪里的幻梦愈发倚重了。因为周遭的坐标点太具体，反而滋长出强大的背离能量。既然每个人的“生命谎言”如此重要，那么凭什么，这些导演们要让我们去看乏善可陈只剩自欺的中年生活呢？

《酒精计划》里导演戳破了中学教师们依赖酒精带来自我突破的故事，生活其实没变，他们只是用酒精位移了一小段，带来新的风景；《一一》里困顿的中年中产夫妇彼此内心折腾一番，貌似原封不动又回到了原点，但显然有新质发生；《同学麦娜丝》里虚构加纪录片方式的演绎，让我们见证这四个台南中年一起勉力“唬烂”（胡扯），囿于困境，挣扎不出出路的生活。这些都是每一个怀揣着“生命谎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点自救，我们看他们拿起，又看他们放下。虽然镜头以中年男性生活代入，但贴着生命体验的视角跨越了性别，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独当一面的女人同样要面对渐行渐远的理想和青春。滤镜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终归有放下的时候，拿起和放下之间，是每个人根据生命经验的微调。导演们怀着巨大的理解，将这些罅隙里的起伏统统摄录。既没有惊人的突转，也没有惊人的控诉，因此亦没有得雪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