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诗歌中的君子情怀

编者按

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君子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君子与小人的人格冲突是中国文学矛盾冲突的主要形式。最早的君子是居住于城邦的贵族，而西周以来这一语词的道德化倾向愈来越重，渐渐摆脱了阶级意义而成为人格的象征。侯敏教授分析《周易》经传中“君子”一词的意义演化，古经中的君子具有贵族和智慧的意味，而《易传》中的君子则更多指向道德和人格的意义。杨隽教授则从风雅歌诗的角度分析君子人格中的艺术意蕴，歌诗言志体现了君子卓然不群的知识和艺术修养，而弦歌不绝则是君子坚守理想与追求的象征。赵玉敏副教授认为杜甫一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其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审美理想都是君子人格精神的延展。（傅道彬）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的一个秋日，弃官远游、客居秦州的杜甫，在洪波萧瑟、凉风乍起之时向湖南方向眺望，心中牵挂着遭贬遇赦的好友李白。秋风过面，雁影飘摇，万千感慨凭空而起，一句“君子意如何”（《天末怀李白》），语浅情深，意蕴丰富，既包含了对友人关切的询问，也隐含着对好友人格的称许——君子。相信读到此诗的李白是能够领会并认可杜甫的这种肯定的，甚至还会露出“君子惜君子，文才敬文才”的会心微笑。“君子”这个词，在他们所生活的大唐甚至整个古代中国，都是对文化人格最高的称许。

杜甫的人生理想自幼年起就是深植事功的：“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皇。”（《壮游》）杜诗不同凡响，自有圣人境界。凤凰是中国文学中的高尚意象，雄凤雌凰“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凤凰是预示国泰民安、幸福美好的祥瑞，也是仁民爱物的君子所喜爱歌咏运用的文学意象。相传文王时凤鸣岐山，乃有周室八百年兴昌之兆，凤凰也因此成为圣君、明君的象征，凤凰的出现，也意味着君臣和合、百姓安乐。“开口吟凤皇”时的杜甫，彼时也许还没有高远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稷契理想，但终其一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得意时言“官忝趋栖凤，朝回叹聚萤”（《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失意时叹“北风破南极，朱凤日威垂”（《北风》）；老病交加时感“下流匪珠玉，择木羞鸾皇”（《入衡州》），无论人生处于何种境况，凤凰都是杜甫想致君尧舜、有所事功的君子理想的寄托。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至死不忘忧黎民的诗人，终其一生都只能以“野老”自居，真正踏上政治舞台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杜甫都始终保持着渴望君臣遇合的君子理想。在杜诗中出现最多的古人形象是诸葛亮，在《蜀相》《咏怀古迹五首》《武侯庙》《八阵图》《古柏行》等诗作中出现了30多次，并且很多诗都是单独为他写的。诸葛亮以智慧著称于世，但杜甫所称许的却不是他的巧算和机谋，而是其与刘备君臣遇合的幸运机遇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守臣德行，对他的反复吟咏诸寄托了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君子理想，既是托古抒怀，也是自我激励。

如同李白以大鹏意象代表了谪仙人一飞冲天、无所羁绊的自由情怀，杜甫喜用凤凰意象也是其仁民爱物的君子思想的象征，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君子情怀。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孟子曰“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正是这种仁者情怀，使杜甫对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体察入微。杜甫客居夔州时，有位老妇常在他门前打枣，后来草堂被一个吴姓晚辈亲戚借用，这位新房主就在庭院中筑起了篱笆。看到这圈严整而又隔绝的篱笆，杜甫殷殷切切地写下了《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甚至注意到，那无助的老妇人来打枣时，其实是充满无奈、惭愧和恐惧的。正是这种君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将心比心的细腻与体贴，使杜甫的诗歌总是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新婚即别的夫妇，老无所依的征夫，颠沛流离的百姓，音信杳无的亲人，面对普通人的命运，杜甫的君子之心是那么柔软；而对长安水边的丽人，对那些泡着温泉品着驼羹的权贵，杜甫的君子之心则是无比的激愤：“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的君子之心不是小人儒的为己，不是乡愿儒的附势，而是君子儒的大庇天下苍生。

杜甫的诗作中总是流淌着让人敬佩和感动的君子情怀：在雨脚如麻、屋漏难眠的夜里，他盼望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巨大哀痛中，他想到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己受祖父的荫护，无须缴租税无须服兵役尚且如此困苦，那些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该是如何凄凉呢？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卢世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镜铨·卷四》）倘使不纠结于“忠”这个概念，是否可以说读杜诗如果不能够被其中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君子情怀所感动，其人必不是君子呢？

儒家的君子形象最令人动容的，还是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操守。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却自信天生德于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的人生更是“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虽然预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生结局，也从未放弃对君子人格的坚守。“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意识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现。杜甫的自省精神甚至是求全责备的，面对自己身上所负的任何一个社会角色，他都会陷入沉痛的自责：幼子饿死，他说“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家徒四壁，他说“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自己身陷囹圄无法搭救落难的朋友，他说“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战乱频仍，国事衰蔽，他说“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院壁》）。真诚的自我批评既需要正视自我的勇气，也需要见贤思齐的情怀，杜甫的这种自省意识，是儒家君子不忧不惧的立身之本，也是君子人格的美德之一。

在杜甫的诗歌中，这种待人以忠，待事以敬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忠君爱国的情感和现实的选择。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的叛军攻破潼关，同年8月，刚任微末官职的杜甫只身投奔唐肃宗的行在灵武，不幸被叛军捉拿带往长安。叛军在长安建立了伪政府，很多唐朝的高官如宰相、驸马等被迫于此任职，这份名单里也有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王维。

此时此刻的杜甫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也许是因为兵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太小没有引起伪政府的注意，8个月后，杜甫成功逃出长安，九死一生地来到了肃宗的行在凤翔。他在诗中记下了君臣相逢的情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述怀一首》）只要对中国古代生活、古代人物、古代文化能够具有历史的眼光、时代的意识和同情的心态，那么，无论什么时候，读到这样的诗句，都会对眼前这幅山河飘零、国运颓败中的君臣重逢画面而感慨万千，心存敬意的，这敬意不仅来自杜诗圆融的艺术手法，更是来自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和价值准则的君子人格。作者：赵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4日 13版）返回光明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