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内珍藏大量独特的宗教石刻

波澜壮阔的海交历史

“只有文化活着，民族才能活着”。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泉州，傲立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古城，以其令人心旌摇曳的历史文化，征服过多少古今中外学者、旅行家、宗教人士，甚至王公贵族、外交使臣的心。梁朝时，高僧拘那罗陀曾于此潜居翻经；元时，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曾在此穿街走巷，一睹繁华盛景；明时，锡兰王子世利巴交喇惹在此地购业置产，定居繁衍；更不用提现代的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现任国际良知遗址联盟主席迪安博士，数度考察访问泉州，眷恋难舍。滨海而居的泉州先民，糅合了古越人的骁勇灵动和中原人的睿智剽悍，在漫漫历史长流之中，凭借着勇于闯荡江海的胆识气魄、富于开拓进取的长远眼光、善于和平协作的气度襟怀，将泉州一步步打造成物产极为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海洋贸易异常繁荣、海外交流源源不断的一座东南名城。

泉州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形。8世纪初，当泉州行政中心从南安县丰州东移到离出海口更近的晋江下游，并建了一座方形小城，已经暗示着这里的社会经济正迅速发展，而且更多地依赖于港口贸易。唐代中晚期，当被称为“番客”的穆斯林商人从南海纷至沓来时，标志着泉州开始迈入国际贸易港之林。五代时期，泉州的统治者留从效将唐城扩大了将近七倍，使城市格局更利于发展商业，与此同时，他还下令沿城环植刺桐树，“刺桐”一名遂成为泉州的别称。

宋代谢履《泉南歌》曰：“泉州山多田地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元时期，泉州更加锐志发展海丝贸易，不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而且还成为世界顶级的商港。在泉州港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用异国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宝石等，交换着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纸、药物和手工制品，等等。中国的特产，在这里成了竞相追逐的“热销品”；中国的文化，也在这里迈向世界、影响世界。元代吴澄曾描写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运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13世纪和14世纪在泉州写的两本公认为最重要的海交文献——《诸蕃志》和《岛夷志略》，则详细记录了以泉州为起点一直到遥远的东非与北非地中海岸，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以泉州海商为代表的闽商的雄厚资本力量，已足以左右南海贸易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泉州对外海上贸易文明的迅猛发展，使它在宋元时期一跃而成“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不能不说这是中外交通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典型现象。

到了明清时期，泉州的国际影响力虽有所下降，但仍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窗口。特别是明末清初，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一度控制东南沿海，成为引领海上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明代以降，大量闽南百姓迫于生计，冒着风涛，漂洋过海做生意甚至移民异域。他们不仅将本土的货物输送到海外，也将中华传统文化播撒至天涯海角。早期海外移民的华侨也被称为“番客”，他们中不少人在侨居地与祖居地之间做起通商生意，凭着他们的吃苦耐劳与拼搏，搭建起了一条条贯穿东西的从事国际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番客”们虽寄寓他乡，但对闽南故土的眷恋与顾盼始终不变，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在晚年返回故园，叶落归根，并盖起一幢幢“番仔楼”，一解多年来的乡思之苦、黍离之情。泉州番客文化，有着蓝色海洋的印迹，也是泉州海丝文化的有力注脚。

长久以来，泉州人爱拼敢赢，形成了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中“以航海为恒产”的价值观。可以说，海洋文明造就了泉州，而泉州也没有辜负那片蔚蓝的海。这座城市吞吐着海雨山风，珍藏着雅乐清音，又一路扬帆海洋，开辟出一条条波澜壮阔的对外贸易之路，写就一个个与海搏击的壮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