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创业”和“政治背景不强”?

　　当我把对数据的顾虑和其他“商业精英”的情况先放到一边，仅仅盯着“中国大陆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这一群体的时候，导师的两点结论似乎又不像一开始那么“雷人”了。尤其是，把中国的情况和匈牙利、俄罗斯做一下比较的话，就更有意思了。同样是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匈牙利和俄罗斯的私营企业家的构成主体，却和中国不太一样。在匈牙利，成为大私营企业主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尤其是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担任企业中高层管理职务的经理人，这些人的年龄，以50岁至60岁居多(也就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们大约在30岁-40岁之间)。在俄罗斯，那些最最富裕的大私营企业主(媒体更多地喜欢称他们为“寡头”)，许多却是前苏联共青团或政府的官员，而且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有着非常公开化的勾连。这样一来，一个基本事实是，跟俄罗斯和匈牙利这两个后来也经历了“市场转型”的前“同志加兄弟”国家相比，中国大陆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确实大多数是从中小企业主做起来的，既没有国企的前高管，也没有前党政高官，与政治家的公开勾连好像也不是那么明显。

可是，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有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成为大富豪，是因为特大型垄断国企都还财源滚滚呢。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宽到整个“百富榜”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前10名，就会发现，从大约20多名开始，就陆陆续续会出现前党政官员或前国企经理榜上有名的案例。可是，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没有人能跻身前10名甚至前20名呢?尤其是，考虑到在1990年代，中国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运动和官员“下海”潮，为什么那些“改制”后的前国企经理或“下海”后的前党政官员就不能做得像他们在匈牙利或者俄罗斯的“同行”们那么牛呢?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这些中国人不像他们的苏东同行们那样有“企业家精神“。但这种说法我无法赞同，并且在事实上也无法考证。其实，我们不如换个问法:为什么匈牙利的前国企经理和俄罗斯的前党政官员能做到呢?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这三个国家的“市场转型”道路的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但简单地说，在匈牙利，主要是原国企的中高层经理人享受了“私有化”带来的好处，他们也要与新上台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也较强，接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俄罗斯，虽然也有大规模的“私有化”，但获益更多的，却是前党政官员，他们直接把政治权力转化成金钱，揣进自己的腰包，或者分给忠于自己的寡头。

那么在中国又怎么样呢?如果由“自我创业”和“政治背景不强”推导出政治权力在这些富豪发家的过程中作用不大，这显然违背“常识”。但从那些依然榜上有名的富豪的公开履历和对他们的公开报道中，确实很难发现有什么政治因素在他们的致富过程中起作用，一个个都是“艰苦创业”的光辉故事。其中的一些人确实在挖到“第一桶金”乃至“第N桶金”的时候，都主要是靠在商场上打拼挣来的，但新闻媒体的“为尊者讳”或“自我封嘴”也难辞其咎。君不见，只要有一名富豪“倒台”，关于他的“揭露性报道”立刻就如潮水般涌上台面，而其中往往夹杂着官商勾结的故事。所以，单看“富豪榜”提供的那些数据和素材，会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自我创业”和“政治背景不强”确实是中国的大富豪们不同于匈牙利和俄罗斯顶级富豪的两个特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种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