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河南省政协通过决定，给予河南政协常委李荣堂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经调查，李荣堂在担任省人民医院及新乡医学院主要领导期间，收受他人所送款物共计人民币47.5万元；还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利用从属关系与新乡医学院两名女工作人员多次发生不当两性关系。（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7版）

李荣堂的“不当两性关系”，违反的不止是社会主义道德，还有悖于人伦道德。但现在的问题是，李荣堂的腐败“事迹”，不仅包括“不当两性关系”，更涉及“收受他人所送款物共计人民币47.5万元”，难道后者也仅属于“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何以在“双开”之外，没有出现“移送司法机关”的注脚。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收受他人钱财达47.5万之巨，难道还不足以构成受贿罪？

显然，在这里，对李荣堂的腐败处置，明显有一种被过分道德化的倾向。诚然，道德的范围确实极其广泛，在一定程度也包括了法律既有内容，但将一种严重的违法问题简化为一个道德问题、无视两者的界限，让违法行为借道德之名逃避法律的制裁，既不足以捍卫法律的严肃，也无助于维护道德的纯洁。

必须认识到，“腐败”的“腐”与“败”，从来就不止是表象意义上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而主要是深层内在的权力及其运行和监督秩序的腐化变质。如果将腐败问题道德化——以道德败坏看待违法犯罪，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追究，在实践中显然是不妥当的。

最近，广东韶关原公安局长叶树养腐败案颇为引人关注，而原因正在于其腐败的手段颇为“高明”、隐晦，其中就包括：“替人‘办事’并不马上受贿，而是逢年过节收‘礼物’，‘时空转换’之后，贪腐痕迹淡化”。仔细品味，叶树养所以能总结出这样的腐败心得、且屡试不爽，难道不恰恰正是对时下“腐败问题被道德化”现实的一个生动折射，以及他对这一现实煞费苦心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