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贫穷的西部还是在富庶的沿海，附属于清退政策的“代转聘”过程充满代课教师的不安、愤怒和控诉。代课教师本来就脆弱的生活被连根拔起，有关部门对此缺少起码的怜悯。有空编教职却不予开放，代课教师承担了体制不公的所有成本。这时首先现身出来抚慰代课教师的，不是政府部门，反而是不忍旁观的一般民众。

在社会大众的心中，代课教师并不仅是遥远的弱势人群。对很多人而言，代课教师就是少年记忆的一部分，是小学和中学的知识引领者。他们出义工帮助山区代课教师，设立专门的基金会，定向招工，或认捐当作迟到的学费……这是自发自觉的知恩图报，并非仅因为同情，更出于对代课教师的感佩与敬重。即便政策不顾代课教师离校后的际遇，大众也可用良心去慰藉。

希望有更多人将帮扶代课教师当作良心事业去做，但这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可以袖手不管。代课教师自始至终都为政策所伤，是时候向他们道歉并补偿了。如果一直亏欠，怎么面对国民？代课教师政策不能只有破坏而无建设，有关部门至少在提高补助和健全养老保障上要有负责任的长远安排。这不是施舍，这是亏欠代课教师的部分，这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偿债。

没有人可以否认代课教师的功绩。代课教师或许可以成为过去的词汇，但绝无理由将他们当作历史遗留问题而推卸政府责任。这一点不会以文件的承认与否有所改变。大多数代课教师沉默不语，或者不敢不愿公开伸张自身权益，这并不意味着用漠视的办法就能将问题搁置。因为，对代课教师的愧疚无法抹掉，无论是国民还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