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集体舞弊，第一个落点是贵州松桃。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组织多个作弊小组，他们安排考生，将无线纽扣高清摄像机带入考场，在偷拍试题后将图片传到考场外。场外做题的人再将答案传输到考生带进考场的专用尺子、橡皮、无线电耳机或手机上。（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8版）

这是预料之中的新闻，年年都在重复。到现在，高考舞弊已进入高科技时代。记者直接采访到一些“作弊成功”的考生，这不是孤证，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样的尴尬现实，寓示着高考在实现公众强烈的公平诉求上，始终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

高考前一天，教育部还言之凿凿地对广大考生进行提醒，谁要在高考中违规，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现在看来，诚信档案的震慑作用相当有限。

现在高考作弊越来越“扎堆化”，比如，广东电白、河南濮阳、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吉林松原……近年来发生在这些地区的高考集体舞弊案，越来越有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趋势，而且其中包含着权力腐败与监守自盗的共同特点。比如，在贵州松桃，用手机作弊成功的考生称，“学校要照顾升学率”也是

他们躲过追查的原因。换句话说，就连学校本身也成舞弊的既得利益者。而学校升学率高了，教育部门“政绩”也上去了，也间接成为高考舞弊受益者。

这一切，都提高了一种强大的警示，那就是围绕高考舞弊很可能形成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包括商业个体，还可能包括权力部门。

现在，有关高考集体舞弊的“产业链”已越来越清晰。从设备开发到人力援助，从市场兜售到权力公关，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考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且，在这样特殊的“市场诱导”下，高考舞弊可以衍生出相关产品来，对相关“从业人才”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松桃集体舞弊中，连尺子、橡皮都可“变身”为舞弊工具。这表明，科技开发、人力配备、市场开发、权力公关等一系列手段，都细分到具体的市场运行中。而这一切完全就可以视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来通过高考舞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许多年来，人们都把教育公平视为一种底线公平。如果不能迅速遏止这种现象，既得利益者就很可能像滚雪球一样，抱成一团，越来越大，那时，高考公平就可能面临更深的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