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位参与报道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媒体记者表示，采访期间他们遭遇了紫金矿业的公关。一家财经类杂志福建记者站声称旗下公司收到一笔来自紫金矿业的6万元“广告费”。而至少6家媒体的记者对记者证实，他们受到了面对面的“信封”公关。（中国青年报7月26日）

被媒体视为“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2008年山西洪洞县煤矿矿难后，真假记者争相恐后赶往出事煤矿领取“封口费”一事历历在目。事发后，在媒体锲而不舍的关注下，5名涉案人员最终锒铛入狱。不过，这样的严厉惩戒显然无法有效警醒后来者，比如头戴“央企”桂冠的紫金矿业。对已动用“刑罚”这样的真格，居然还不能令意欲向媒体输送“封口费”的后来者“足戒”，这本身就很值得反思。

无论是前番洪洞县的矿难，还是紫金矿业此番的污染事件，“封口费”均发生在出事企业与媒体之间，表面看这是一种双方或者某一方占更多主动因素的肮脏交易。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像这样的“封口费”事件，其所涉媒体居然一个不漏，见者有份，这从侧面或表明，“封口费”已经成为一些出事企业所谓危机攻关的“潜规则”与“硬成本”。

就“封口费”事件而言，整肃新闻队伍很有必要，加大惩戒力度也是应有之义，但“封口费”事件打而不绝或可如此解读，出事单位如果有效封住了新闻监督这个“口子”，现实中存在减轻被惩罚的可能。正因为存在足够激励他们不惜冒险一试的“收益预期”，所以才会有一方面涉“封口费”事件的当事人被法办，另一方面“封口费”又接连出笼。

出事单位的“收益预期”到底是什么？是尽可能避免公开地调查，只要绕开了公众的视线，处理往往“酌情三分”。虽然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还算及时，但离社会舆论一再呼吁的第三方调查机制距离尚远，其公信力更是饱受质疑。现阶段，能促使调查与惩戒机制向公开公正方向发展的，唯有媒体的强力监督。实际上，一些地方却不乏对新闻监督区别化对待的现象，而当少数几家媒体承载向公众传递真相的责任愈重，意味着被“封口”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对出事单位而言，如果能够啃下媒体这块“骨头”，即便花费一些代价，相较因公开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处理后果，这样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在暗处的花费自然“很划算”。

换种思维来看，如果对紫金矿业污染此类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处理，从一开始便能规范到公开公正的轨道上，公众既可以在纸媒、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内方便地获悉更为详实的调查信息，又能够透过多种机制，方便地传达对事件的关注与种种疑问，以此倒逼调查机构在工作中更加公开公正，试想，出事单位就是想封住媒体这个“口子”也十分困难，而且也无甚意义。

这也就是讲，对“封口费”现象不宜仅局限于简单的惩戒，而应在构建阳光的调查处理机制方面下大力气，积极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努力拓展信息公开渠道，力除为媒体设置的亲疏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