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次问责风暴又留下了一丝遗憾。一些官员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公众的心理固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抚慰，但这些官员在一系列恶性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到底负有何种责任，公众仍然一头雾水。而在行政追责中，官员的权力和责任未能实现对等，它在官员阶层中唤起的反应也将难逃尴尬，因为很多官员将不会认为这是其“应得之咎”，而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而已。一次猛烈的问责风暴，对作为个体的官员也许有相当的震慑力，但如果权力和责任、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清晰可见的逻辑，将难以彻底断绝一个阶层的行险侥幸之心。

从大规模严厉的整肃行动中，依稀可以看到高层重树法纪政令权威的决心。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增强法纪政令的执行力，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当务之急。同时也不能忽视，欲让地方政府和官员尊重法纪政令的权威，还要培育与之制衡的力量。而这两大方面应该是相辅而相成，因为在基层政治中，一旦缺乏制衡的力量，自上而下的法纪和政令即使被基层所杯葛，也很难为上觉察，法纪政令的权威自然无从谈起。

具体到遏制地方政府的违法强拆，为了重树法纪政令权威，媒体和民众无疑是可以期待的力量。尽管理论上如此，事实却又不容乐观，因为这次通报的11起案件，媒体所披露的只是当初公之于众的部分罢了，具体详情却令人叹息地付之阙如。没有起码的信息公开，想要监督和制衡，也无从发力。应该有力量的群体，如何从“应然”过渡到“实然”，这或许是比问责风暴更值得我们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