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安全问责不力则焦虑难抑

今日面对危险的公路，危险的食品，乃至危险的空气，我们只有强化问责机制，透明调查结果，及时处理事故责任人，让一切担负安全责任的官员保持谨严和敬畏之心，才有可能防止事故密集频发，进而消除公众的焦虑。

公路很危险，公众很焦虑。

人们还没有从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匪夷所思的翻塌事件中平静下来，8月26日，包茂高速公路陕西安塞境内和沪蓉高速公路四川广安境内，接连发生两起交通事故，一共夺去47人生命。走路坐车有风险，不是不知道，让人无法理解无法忍受的，是桥可以如此轻易就倒掉，走在路上怎么越来越像赌命——— 什么费都交了，什么错都没犯，但走着走着，还是没能到达终点？

由于包茂高速车祸死亡人数超30人，已构成特别重大事故，国务院专派调查组，其负责人表示：“此次事故的教训非常深刻，令人非常痛心，要认真严肃地查处……而且要总结教训，完善相关制度，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这样的表态痛切而沉重，但公众要求的，远比表态更多，因为事故之后，与此相似的表态已经够多了。如果这么高级别官员，这么沉痛的表态，都不能改变此类事故频发局面，那么，“总结教训，完善相关制度”云云，从何谈起？类似悲剧，又怎么可能被防止？血的教训不能为道路安全敲响警钟——— 这，是令公众最为不安的根源。

有关几起事故的信息不断被媒体披露出来：据天津北方网消息，哈尔滨翻塌大桥的监理公司，在2008年已经被红牌警告过；上海《东方早报》报道，在包茂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双层卧铺车，安全性其实一直存在巨大隐患，在最近17个月内至少发生了6起事故，造成140人遇难，国外运营者多不敢采用这种设计，因此双层卧铺车为中国客运市场所独有。

如果没有这些真相的揭露，我们也许会在哀叹和不解中继续混沌下去：好好的，桥怎么就塌了？大巴撞车，怎么几乎整车人都会丧命？原来，危机早已潜藏于路，我们踏上的，是预埋地雷的危险之旅！

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后，连找到责任人都很困难！以阳明滩大桥事故为例，尽管原因还在调查，但从事故发生后的种种“反应”，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隐约而惯见的“模式”——— 不着边际的推诿解释，对质疑的抗拒压制，以及责任人身份的秘而不宣……这些“手法”，在以往事故中总是一再被复制，以至成为一些官员得心应手的首选“策略”。然而，这些真能向公众交代过去吗？历经千百年的赵州桥、卢沟桥至今没有倒掉，而我们近年投资巨大、屡屡获奖的桥竟然成为短命桥，这能说正常吗？

经常听到这种慨叹：这么大事故，死这么多人，过几个月就全忘了，下一次惨痛依旧原因依旧。是中国人健忘，不懂得吸取教训吗？当然不是。由于目前事故追究和问责制度对公众而言，仍是单向的、封闭的，一些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可以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事故调查。更有一些地方官员为维护政绩，常常以稳定为幌，对事故不允许披露，不允许质疑，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不仅不能带来社会情绪稳定，反而切断了反思和弥补的宝贵机会。而公众由于对问责追责都无力干预，则只留下深深焦虑。每一次事故的后遗症，都令这焦虑不断堆积，最终形成一种不信任惯性。

当“道路焦虑”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必须直面其产生根源，否则无以纾解也无以根除。8月27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评论：“后发赶超的今日中国，需要一定的速度。然而，高铁世界第一也好，高速公路世界第二也罢，一切速度都是为了人的幸福。人没了，速度还有什么意义？一日千里的现代化途中，不能只迷恋文明的成果，忽视‘文明的风险’。”诚哉斯言。今日面对危险的公路，危险的食品，乃至危险的空气，我们只有强化问责机制，透明调查结果，及时处理事故责任人，让一切担负安全责任的官员保持谨严和敬畏之心，才有可能防止事故密集频发，进而消除公众的焦虑。

□本报评论员 刘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