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屈辱”讨薪之路究竟是谁铺成的？

1月2日，位于郑州市京广路上的郑州鞋业包装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门口，百余名农民工手拉横幅，跪在地上讨要工资。横幅上写着“跪天跪地跪父母，老板我们给你跪下”，看了令人心酸。（《皖江晚报》1月6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刚刚过完元旦，郑州百余农民工打着白横幅下跪讨薪的一幕，让人心头平添悲凉。讨薪难，竟然难过有尊严，这该叫人情以何堪！

曾有人说，“去了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七八次，不如媒体报上一次。”跑断腿、门难进、钱难要，维权难度大、维权成本高，这些都让农民工们倍感寒心，他们会频频走上“最屈辱”的讨薪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比起信赖相关部门的执法，他们更相信媒体曝光的效应，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为了能向给葛朗台一样的债主们讨要薪水，“创意讨薪”的新闻随处可见。有媒体曾曝光过河南高院院长亲自帮人讨薪，“讨薪难”显然已不是法律所能强制执行了。于是乎，更多的农民工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制造新闻”，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问题。

从2009年至今，有制作“讨薪挂历”的，有送“不作为锦旗”的，有甘当“裸模”讨薪的，有假扮财神爷讨薪的，有祭拜河神讨薪的，有跳《江南Style》讨薪的，有开新闻发布会讨薪的，甚至有人通过静坐、绝食、跳楼等极端方式来引起媒体的关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还我血汗钱”。这样的迫不得已背后，所暴露出的实质上是当前农民工的维权困境。他们的维权通道太少，且不甚通畅，维权效率极低。

应该说，农民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单纯。可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还以命相搏，他们的讨薪行为却很难收获成功。客观地讲，农民工讨薪难与建筑商、老板们本身资金困难、银行贷款难等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某些不良商人、老板恶意拖欠，并企图侵吞员工工资。而农民工们往往来自五湖四海，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在与不良商人对抗时，缺乏组织力量，缺乏法律知识，甚至缺乏基本的经济能力。所谓“讨薪难”，难就难在这里。

那么，在解决“讨薪难”的过程中，法院、劳动、工会、公安、住建等部门就要发挥重要作用。毕竟，政府所应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和部门的联动力度，是解决“民工讨薪难”的重要途径，否则，“好政策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有基于此，笔者认为，要解决农民工“讨薪难”，一要建立起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机制，做到以防为主，齐抓共管，构建打防结合的长效治理机制；二要政府加大对行业竞争秩序的监管力度，尽快形成行业清欠的管理流程和责任追究制度，从三角债的第一环解扣入手，清理拖欠；三要劳动保障部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利用广播、报纸等宣传媒体，对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广泛宣传讲解政策，以案说法，为双方直观学习政策、了解政策提供参考；四要开展追讨工资专项检查与平常巡查相结合的劳动监察检查工作。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为农民工讨薪建立多举措、多渠道、多方位的保障平台，确保他们不再为“讨薪难”而“跪、裸、伤”，甚至绞尽脑汁“制造新闻”，让他们能按时、体面地领取足额的工资。但愿有一天，葛朗台般的债主能改头换面，农民工“讨薪难”的现象更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