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峰会将成为亚信会议重要里程碑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昨天在上海召开。如果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１９９２年提出建立亚信会议构想算起，亚信会议已走过了２２年历程。回顾亚信会议发展史，前十年大致属于酝酿和筹备阶段，专家论证、外交协调、确定原则是此阶段亚信会议走向实践的三部曲；２００２年６月，亚信会议倡议提出１０周年之际，在阿拉木图召开的首次峰会，成为其成长历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今年的峰会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新特点，将成为亚信会议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上海峰会是亚信会议首次在一个大国召开首脑会议，必将大大扩大该会议机制的影响力。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前两届亚信峰会均在其诞生地阿拉木图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三届亚信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其间，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亚信会议主席国一直由发起国哈萨克斯坦担任；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土耳其连任两届任期各为两年的主席国。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亚信会议主席国由中国担任，中国也成为亚信会议的第三个主席国和峰会主办国。

从四次亚信峰会的召开地点和主席国轮替规则中，我们不难发现，亚信峰会的开放性和制度化水平正在不断增强，而此次中国担任主席国和上海峰会的召开，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和迅速崛起大国的重要性，亚信峰会的影响力必将随之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大。

上海峰会已成为亚信会议史上规格最高和最具开放性的会议。上海峰会共有４６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参加。其中有国家元首１１位、政府首脑１位，还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１０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这在亚信峰会史上堪称规模空前。除了“我们亚洲”的成员国、观察国队伍得到壮大，“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也成为亚信上海峰会的突出特征。这种高规格，对于一个开放性论坛提升影响力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在中国的推动下，上海峰会将推动新安全观成为亚洲共识。早在今年３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牙核峰会期间就曾提到“亚洲新安全观”概念。习近平主席作为东道主国家的领导人，主持上海峰会并阐述中方立场，无疑会大大推动亚洲新安全观的形成，并使其深深打上中国烙印。这种亚洲新安全观，既包含中国政府多年来坚持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精神内核，也体现了习近平主席一再呼吁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近阐释的“总体安全观”原则。

此次上海峰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表明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国安全观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并已成为亚洲新安全观的蓝本。有鉴于此，体现上述精神的亚信会议上海宣言，也将成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当然，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诞生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欧安组织”相比，亚信会议在覆盖面、制度化水平和影响力方面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迄今为止，亚信会议仍然是一个没有强制力的开放性论坛，其决议也不过是原则性和倡议性的。

换个角度看，开放性和非强制性正是亚信会议得以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也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对立和互不信任严重、历史和领土问题纠纷众多、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安全两难”最为普遍的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目标和倡议的“协作”、“信任”以及“新安全观”，转换为亚洲各国普遍遵守的实践准则，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亚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能够把各类不同的国家置于同一个论坛之中，本身即具有重大价值；而根据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在冷战后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这种开放性论坛所形成的规范、观念和共识，及其所建构的国家间互信，终将成为塑造国际关系的重大力量。目前的亚信会议，已经涵盖了“金砖四国”中的三个国家，同时容纳了伊朗和以色列这样尖锐对立、差异巨大的宿敌，开放性、包容性和非强制性，正是其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

上海峰会通过对亚洲新安全观的倡导，将上述精神发扬光大，也必将开启亚信会议历史乃至亚洲安全进化史上的新征程。

卜永光（浙江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