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霸天村长”隐喻基层权力匪化

河北泊头市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于今年，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7月13日《新京报》）

村长被村民用暴力打死，不但无人同情，反而激起大家“同仇敌忾”，要求法院轻判杀人者，这样的情景确实令人唏嘘。诚然，以暴制暴绝非解决矛盾的好方法，在这起事件背后，我们更要思考的是，在广袤的乡村，还有多少个法治和正义正在沦陷的“侯落鸭村”？基层治理如何才能进入良性的轨道？

在经济社会急速发展的今天，曾经平静祥和的乡村已经日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诉求的争鸣、各种利益的冲突。然而，在侯落鸭村的治理图景里，村民们在“南霸天”侯志强当选村长后的数年里，即便遭遇侵犯也一致保持沉默，公道正义的失衡何不令人痛心。这背后，有很多问题值得追问。一者，一个德行不佳，拿打人为家常便饭的恶人，何以成为一村之长？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负有指导等义务，试问，当地乡镇政府对“恶霸”几乎全票当选村长完全没有责任么？另一方面，侯志强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但被打村民报警后警察也是很久之后才出现，而侯志强也不会受到多少惩罚，久而久之，村民挨打之后便不再报警，法治沦陷背后，到底是谁在给恶霸村长撑腰？

和个别地方残暴对待小贩的城管一样，侯志强无疑也是基层权力匪化的一个象征。事实上，像侯志强这样的“南霸天村长”并非个案。原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平头村村委会主任王晓雷，因盗采砂石、雇用打手、霸占村道强收过路费被称为“黑老大”，个人累计的涉黑资产达数千万元；而前不久，广州市出动700名特警，打掉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团伙“老大”冯某同时也是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名村委主任。冯某利用村官身份在当地大肆收保护费、控制赌场放高利贷、插足建筑工程，从中牟利。

别拿村官不当官，侯志强成为独霸一方的“座山雕”，显然不只是个体的性情因素，更是保护伞的纵容和庇护。事实上，无数村官违法乱纪的行为背后，正是得益于他们与公权构建起的小型“熟人社会”，而利益输送与交换正是社会网络的粘合剂。在这个“熟人社会”，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可以洞开，复杂的事情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必要的程序可以跳过。弥漫着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社会意识，公权就很容易沦为“熟人社会”的交易工具，成为欺压百姓的武器。

前不久，中组部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任务。其中，要求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件。这样的查处行动当然值得期待。但要真正构建良性的乡村治理图景，不但要查处涉黑涉恶的“南霸天村官”，更要扳倒那些罩着他的“保护伞”，强化对基层干部权力的制度化管理，防止其在缺乏约束中不断匪化。惟其如此，公道正义才能撑起乡村的一片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