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出台“不得”有违依法治国

11月13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这是一个没有法律依据，或者说没有获得授权的规定；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粗放的规定，其职责范围、实施对象均不明确，随意性太大，严肃性不足。

所谓“规定”，即限制他人行为，有一定的强制性。限制他人行为，与个人权利有关，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就可能违法，侵害他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力或权利。

这个“通知”中有四个“不得”：“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通过广场舞健身活动非法敛财、传播封建迷信思想，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因参加广场舞健身活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卫生和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等公共秩序。”这四个“不得”，有越界立规的嫌疑。比如，烈士陵园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很多地方是由民政部门管辖。“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这个“不得”，如果由民政部门来宣布，还比较名正言顺；体育总局说这个话，难道是要当民政部门的家？这不是有越界嫌疑吗？这说明体育总局在起草这个“通知”时，对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使职权的对象都没有搞明白。“不得通过广场舞健身活动非法敛财”这一条，何为“非法敛财”？具体有什么行为？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会不会与相关法律冲突？如果有人违反了四个“不得”，体育总局有合法的即有法律依据的处理手段吗？估计体育总局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不得”是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章都必须有相应的惩罚性条款，否则其强制性就无法体现。但是四个“不得”，没有一个“不得”有配套的惩罚性条款。估计连体育总局自己都心里明白，自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违反规定者。

如果将这四个“不得”的实施对象明确限定为体育总局及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规定他们在组织广场舞活动时，不得打扰烈士陵园的庄严，不得影响交通安全等等，这就名正言顺了；体育总局自己工作人员如果违规，体育总局是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实施处罚的。通过对自己工作人员的约束，达到规范广场舞的目的，这才是恰当的途径；但这也仅限于由体育总局系统的工作人员发起或组织的广场舞活动。如果是民众自己在那里跳广场舞，可以说跟体育总局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体育总局可以对不确定人群出台规定，那么任何一个行政部门，只要自己愿意，自认正确和必要，都可以出台类似规定，任意越界行使权力，限制他人权利，造成对法治的扰乱，对社会生活的扰乱。文化部门可以认为，广场舞既然是“舞”，就有文艺活动的属性，文化部门也来几个“不得”管舞蹈活动，不也名正言顺？但是这么一来，一是龙多不治水，二来各部门管理范围交叉，管理权限打架，失去行政管理的严肃性。

现在人们健康意识、体育锻炼意识普遍增强，同时群体性的体育锻炼也是一种社交活动，参与者众，但是活动场所、设施相对不足。这个矛盾，主要应该通过增加活动场所和设施来解决，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增加相关用地，尤其重要。在解决供求矛盾取得进展之前，对广场舞活动中的弊端，如噪音过大、场地冲突等，应该通过呼吁、倡导的办法来缓解矛盾。杭州湖滨一公园各种活动群体产生噪音较大，矛盾比较突出，相关部门联手媒体，发起签名活动，呼吁活动，这种方法即使收效不大，也比随意出台限制公民行为的“不得”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