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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跳悲剧到群殴事件,都在警示企业和管理者,不能只把目光盯着流水线上的产品,也应关爱生产产品的人。富士康之痛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一面镜子。

9月23日晚,对山西太原富士康工厂来说无疑是一个“火山之夜”。数以千计的员工瞬间成了“愤怒的小鸟”,怒不可遏地围殴保安、损毁设施,最后当地政府出动警力才得以平息。一片狼藉的厂区,“富士康”又一次带给社会强烈震击。

近年来,从员工连续跳楼到“过劳死”,从“血汗工厂”质疑到“被实习”风波,在公众的感受中,富士康总是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此次太原工厂喷发的“愤怒之火”,则表明了一个新的迹象,员工们对这个工业巨无霸生产和管理方式的不满,正在由个体表达转向群体释放。

从目前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员工与保安积怨已久,群殴事件成了一个泄愤出口。对这种极端而暴力的表达方式,固然应该反对。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数千员工群起围殴保安,难道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人群的过激行为,难道仅仅是因为情绪失控?

无论是近1500人的庞大保安队伍,还是呵斥和拳头司空见惯的管理方法,都表明富士康太原工厂7.9万名员工所接受的军事化管理,其实是以压制的强力推动、以牺牲员工的尊严和权利为代价,去追求效率和利润。或许个体出于生计和能力考量,敢怒不敢言,但这种遭遇不公正对待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却在人群中蔓延滋长,直至拖大拖炸。借用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说法,这是一种“刀治”而非“水治”,治标不治本,只会造成矛盾的深化、积累,使事情走向反面。

意识到人是企业发展的最核心资源,用以人为本思想再造经营管理全过程,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是诸多跨国公司基业常青的秘诀。从这个角度反思,富士康从连跳悲剧到群殴事件,都在警示企业和管理者,面对大规模、高强度、极枯燥的现代化生产,不能只把目光盯着流水线上的产品,也应关爱生产产品的人,以更加宽松、亲和的管理方式让他们融入企业发展,而不是把他们视作机器粗暴对待。

长期以来,靠劳动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两张王牌,富士康成为电子工业的“世界工厂”。但在权利意识高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今天,其压缩员工权益空间的代工模式、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有数据显示,一台iPhone5的平均售价是749美元,其中只有8美元是组装成本,在如此稀薄的利润空间内,代工企业如何优化利益格局,破解成本压力与管理升级的两难困境?又如何摆脱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开辟文明成长的蓝海?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之痛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一面镜子。

9月23日,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区发生一起内部员工打架事件。据太原公安部门介绍,截至目前有40人受伤,没有人员死亡。经了解,事件原因是部分员工和园区保安等在宿舍区发生冲突。

太原警方的表态,其实已经否认了之前网上流传的“山东与河南员工发生摩擦”的说法。而中新社的引述更为直接:由于保安将员工拖至面包车内殴打,同乡为其讨公道,最后发展为员工追打保安的混乱场面。

在这个共计约有7.9万名员工的厂区中,1500名保安的配置或许夸张,但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年轻人之间,竟然有如此扎眼的界线与敌意。

没错,无论是在太原富士康员工对媒体的抱怨中,还是他们在网络贴吧的发言中,都充斥着对保安的不满:有的员工一次衣服扣子没扣,就被保安痛骂,险些动手;有人说部分保安常叼着烟晃荡,并且与城中村的混混互相勾结;甚至有员工称,当天冲突开始后,正好一车间两千人下班,结果一窝蜂的冲上去殴打保安。

富士康保安的“丑闻”与员工对保安的不满远不止太原一地。在2010年20所高校部分师生完成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中这样写道:在富士康,实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和监视,安保系统是管理制度的执行者,保安打人的事件时有发生。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当《富士康调研总报告》的作者在征集有关保安的资料时,恰好就与太原富士康的员工进行过交流。

富士康园区聚集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甚或是90后,这起事件也令人思考一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们不像父辈般习惯忍气吞声,他们也已经不仅将工作视为谋生途径,而是更珍惜自身权利,更期望能够在精神层面获得平等和尊重。否则,在这样一个人员密集、工作单调繁重的区域内,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会演变为一个事件。

□伯通(媒体人)

9月24日,富士康在山西太原工厂的数千名员工发生群殴,不但殴打警卫,而且还推倒了富士康厂区的大门,同时还对班车,饭厅等厂区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群殴造成10余人受伤。(《新华网》9月24日)

富士康在大陆,真是集爱恨情仇于一生。爱与情,因为它是世界500强,是创税大户,吸纳就业能力强,各地政府都想方设法吸引富士康前去投资办厂;恨与仇,因为富士康伴随我们的多是负面新闻,起诉记者,血汗工厂,员工九连跳,群殴……它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一个世界500强的标杆。现在,群殴的起因还在调查之中,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还能走多远?

富士康的困境,首先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品牌、技术、设计、生产、物流、渠道,在一条完整的商业利益链上,工厂的利润是最小的。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厂,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规模生产,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我国正逐步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富士康的困境,其次是企业文化的困境。在郭台铭《虎与狐》的传记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种苍狼文化,正是这种在中国大有市场的狼文化,让资本的霸气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权利被漠视。同时,富士康一个工厂的员工,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而且地域性还很强,如何在部分员工群体中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本身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富士康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又主动疏怠了,于是便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富士康的困境,也是地方政府的困境。富士康招工,已经从过去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帮忙招募。但是,劳动力市场本身有自身的规律,行政力量的介入,一方面破坏本应由市场调价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另一方面,政府投鼠忌器,对富士康另眼相待,富士康员工本该享受合法权益和基本需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着时间的积累,矛盾的爆发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而且下一步,极有可能将政府拖入纷争之中。

资本不用来赚钱就是罪恶。发展是一种瘾,谁都欲罢不能。富士康如此,地方政府也如此。一味靠降低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时间变了、环境变了,旧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必然被淘汰。富士康的命运如此,地方政府借重富士康的模式也是如此。富士康从员工“九连跳”到发生“群殴”,虽然原因可以归结到个案身上,但显露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反思,显露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产业模式升级,科学发展,但如果没有一种反省的姿态,又谈何容易。早在2008年,郭台铭就说要转型,要从制造转型研发,但4年过去,富士康依然在靠“代工模式”苟延残喘。一个企业的转型尚且如此之难,更何况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但无论如何,警钟都已经再一次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