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跳悲剧到群殴事件，都在警示企业和管理者，不能只把目光盯着流水线上的产品，也应关爱生产产品的人。富士康之痛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一面镜子。

9月23日晚，对山西太原富士康工厂来说无疑是一个“火山之夜”。数以千计的员工瞬间成了“愤怒的小鸟”，怒不可遏地围殴保安、损毁设施，最后当地政府出动警力才得以平息。一片狼藉的厂区，“富士康”又一次带给社会强烈震击。

近年来，从员工连续跳楼到“过劳死”，从“血汗工厂”质疑到“被实习”风波，在公众的感受中，富士康总是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此次太原工厂喷发的“愤怒之火”，则表明了一个新的迹象，员工们对这个工业巨无霸生产和管理方式的不满，正在由个体表达转向群体释放。

从目前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员工与保安积怨已久，群殴事件成了一个泄愤出口。对这种极端而暴力的表达方式，固然应该反对。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数千员工群起围殴保安，难道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人群的过激行为，难道仅仅是因为情绪失控？

无论是近1500人的庞大保安队伍，还是呵斥和拳头司空见惯的管理方法，都表明富士康太原工厂7.9万名员工所接受的军事化管理，其实是以压制的强力推动、以牺牲员工的尊严和权利为代价，去追求效率和利润。或许个体出于生计和能力考量，敢怒不敢言，但这种遭遇不公正对待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却在人群中蔓延滋长，直至拖大拖炸。借用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说法，这是一种“刀治”而非“水治”，治标不治本，只会造成矛盾的深化、积累，使事情走向反面。

意识到人是企业发展的最核心资源，用以人为本思想再造经营管理全过程，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是诸多跨国公司基业常青的秘诀。从这个角度反思，富士康从连跳悲剧到群殴事件，都在警示企业和管理者，面对大规模、高强度、极枯燥的现代化生产，不能只把目光盯着流水线上的产品，也应关爱生产产品的人，以更加宽松、亲和的管理方式让他们融入企业发展，而不是把他们视作机器粗暴对待。

长期以来，靠劳动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两张王牌，富士康成为电子工业的“世界工厂”。但在权利意识高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今天，其压缩员工权益空间的代工模式、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有数据显示，一台iPhone5的平均售价是749美元，其中只有8美元是组装成本，在如此稀薄的利润空间内，代工企业如何优化利益格局，破解成本压力与管理升级的两难困境？又如何摆脱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开辟文明成长的蓝海？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之痛也是中国制造转型的一面镜子。

9月23日，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区发生一起内部员工打架事件。据太原公安部门介绍，截至目前有40人受伤，没有人员死亡。经了解，事件原因是部分员工和园区保安等在宿舍区发生冲突。

太原警方的表态，其实已经否认了之前网上流传的“山东与河南员工发生摩擦”的说法。而中新社的引述更为直接：由于保安将员工拖至面包车内殴打，同乡为其讨公道，最后发展为员工追打保安的混乱场面。

在这个共计约有7.9万名员工的厂区中，1500名保安的配置或许夸张，但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年轻人之间，竟然有如此扎眼的界线与敌意。

没错，无论是在太原富士康员工对媒体的抱怨中，还是他们在网络贴吧的发言中，都充斥着对保安的不满：有的员工一次衣服扣子没扣，就被保安痛骂，险些动手；有人说部分保安常叼着烟晃荡，并且与城中村的混混互相勾结；甚至有员工称，当天冲突开始后，正好一车间两千人下班，结果一窝蜂的冲上去殴打保安。

富士康保安的“丑闻”与员工对保安的不满远不止太原一地。在2010年20所高校部分师生完成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中这样写道：在富士康，实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和监视，安保系统是管理制度的执行者，保安打人的事件时有发生。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当《富士康调研总报告》的作者在征集有关保安的资料时，恰好就与太原富士康的员工进行过交流。

富士康园区聚集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甚或是90后，这起事件也令人思考一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们不像父辈般习惯忍气吞声，他们也已经不仅将工作视为谋生途径，而是更珍惜自身权利，更期望能够在精神层面获得平等和尊重。否则，在这样一个人员密集、工作单调繁重的区域内，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会演变为一个事件。

□伯通（媒体人）

9月24日，富士康在山西太原工厂的数千名员工发生群殴，不但殴打警卫，而且还推倒了富士康厂区的大门，同时还对班车，饭厅等厂区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群殴造成10余人受伤。(《新华网》9月24日)

富士康在大陆，真是集爱恨情仇于一生。爱与情，因为它是世界500强，是创税大户，吸纳就业能力强，各地政府都想方设法吸引富士康前去投资办厂；恨与仇，因为富士康伴随我们的多是负面新闻，起诉记者，血汗工厂，员工九连跳，群殴……它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一个世界500强的标杆。现在，群殴的起因还在调查之中，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还能走多远？

富士康的困境，首先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品牌、技术、设计、生产、物流、渠道，在一条完整的商业利益链上，工厂的利润是最小的。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厂，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规模生产，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我国正逐步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富士康的困境，其次是企业文化的困境。在郭台铭《虎与狐》的传记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种苍狼文化，正是这种在中国大有市场的狼文化，让资本的霸气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权利被漠视。同时，富士康一个工厂的员工，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而且地域性还很强，如何在部分员工群体中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本身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富士康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又主动疏怠了，于是便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富士康的困境，也是地方政府的困境。富士康招工，已经从过去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帮忙招募。但是，劳动力市场本身有自身的规律，行政力量的介入，一方面破坏本应由市场调价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另一方面，政府投鼠忌器，对富士康另眼相待，富士康员工本该享受合法权益和基本需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着时间的积累，矛盾的爆发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而且下一步，极有可能将政府拖入纷争之中。

资本不用来赚钱就是罪恶。发展是一种瘾，谁都欲罢不能。富士康如此，地方政府也如此。一味靠降低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时间变了、环境变了，旧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必然被淘汰。富士康的命运如此，地方政府借重富士康的模式也是如此。富士康从员工“九连跳”到发生“群殴”，虽然原因可以归结到个案身上，但显露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反思，显露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产业模式升级，科学发展，但如果没有一种反省的姿态，又谈何容易。早在2008年，郭台铭就说要转型，要从制造转型研发，但4年过去，富士康依然在靠“代工模式”苟延残喘。一个企业的转型尚且如此之难，更何况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但无论如何，警钟都已经再一次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