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制度实施十多年来，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屡屡成为撞击公众神经的剧痛。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各地都在尝试推行人性化的“城管新政”，最近报道的几件小事就颇有玩味：武汉城管在扣押小贩占道卖菠萝的小车时，小贩下跪求情，城管队员便与之对跪；同样是武汉城管，为取缔街头烧烤，为上缴炭烤炉的小贩补贴回家的路费；而常州一城管拍摄“陈欧体”宣传片来“为自己代言”，以化解市民对城管的误解。

应该说，这些人性化的执法方式在刚性的管理过程中注入了温情，增强了管理部门与市民的沟通。相对于以往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而言，它或许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小贩常演不衰的“猫鼠游戏”，但至少，它可以保证不会让这样的游戏演变成流血的暴力剧。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样的柔性执法已成为各地城管部门的“共识”，各地都出台了严禁野蛮执法的规定，如北京规定不许强行暂扣物品，甘肃规定不许辱骂推搡执法对象。这些规定对约束城管暴力执法、改善城管形象应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许，凭借这股子“柔性”，我们可以期待城管变管理为服务、变暴力为温柔的华丽转身？

恐怕不会这么乐观。对跪也罢，围观也罢，眼神也罢，赔钱也罢，细一琢磨，总觉得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透出一股子被迫“柔性”的委屈与无奈，以内在动机而论，恐怕对媒体曝光的惧怕远胜于内心深处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贩”的“人性化”尊重。虽然表面上多了温情，但深层次的矛盾和对立仍然明显，“柔性执法”能否长久和有效也值得怀疑。所谓的柔性执法，往往基于城管部门急于改变公众形象的功利目的，在实行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一种噱头。“美女城管执法”、“举牌卖萌执法”等即是例证。

真正的人性化来自自觉的制度“柔性”。它首先体现关于城市管理的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模式。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及其生存方式的选取，注定与地方行政权力对“秩序美学”的追求相冲突。服从于地方权力要求的这种相对行政权力集中的城市管理部门，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公众“服务”机构。从基本理念上说，它对秩序的追求超过社会底层的生存需求，也体现了将流动人口视为城市“异己”的心态，其执法过程必然伴随相应的道德负荷。由此看，城市管理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发展水平。据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的描述，60年代的新加坡往往是数以千计的小贩在大街上售卖食物，“到处污秽不堪，但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由此看，要真正改善城管工作更需要有管理价值人性化下的制度柔性，需要在执法思路、城市规划、法律设计等方面都体现出对底层民众生存关怀的人性化，如此，才可从根本上走出“城管困局”。

刘国强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日前，一小商贩在武汉汉口老城区违规占道经营，被城管没收摊车，为讨要摊车，商贩当街向城管下跪，执法队员与商贩对跪。没过几天，小商贩又搞了一辆小车，继续占道经营。（4月15日 《武汉晚报》）

看来，城管下跪的“柔情”，非但没有“感化”商贩，还让执法严肃性“碎了一地”。

近年来，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收起“铁面”，向“人性化”看齐。武汉、南京、合肥等地曝出“举牌”执法，“卖萌举牌”执法、“献花”执法、“列队眼神”执法、“女城管柔情”执法等招数。对这样的执法方式，有人称赞，说城管终于有人性了；有人质疑，说城管不花心思治理城市，反倒研究一些“花拳绣腿”，是“一种作秀”。

笔者以为，城管的这些“柔情”之举之所以引来非议，主要原因是其执法效果有待商榷。事实上，这些意在缓和矛盾的举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商贩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城管是执法部门，对占道经营的小摊贩必须管；摊贩要生存，不得不摆摊。“必须管”遭遇“必须摆”，加上执法带有强制和不可抗拒性，城管与商贩想“亲如一家”，难。

城管履行自己的职责，本没有错，为何会引来众多不满？原因恐怕还得从自身找。城管事务涉及城市生活各个角落，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但当前的城市管理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一些地区城管明显“不作为”，有利争着管，无利都不管；好管都想管，难管都不管。还有一些地区的城管领导，为保“位子”要“面子”，拿不出治理城市的“真功夫”，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放在争眼球、搏出位上。

“花招”有没有用，群众说了算。治理城市，还是得从根本上改善城市布局和经营环境，为在城市中依法从事各项活动的群体提供便利，依法保障城市有效运转。如果城管能做到公平执法、依法执法、有效执法，即使没有下跪这样的“柔情”，群众对他们的看法也会有所改观。（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日前，武汉市政府披露，该市城管局即将“升格”为城管委，高于一般委办局。10多个部门中涉及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权将归并到城管委。

城管扩权，武汉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之前广州成立了城管委，但这之后，城管委成了腐败“重灾区”，三年间不少人因腐败“落马”。在此背景下，重新掂量城管扩权的利弊，很有必要。

应该说，城管扩权不乏现实的考量。长期以来，城管都处在“妾身未明”的境地，最早只是个协调机构，却越来越承担着超负荷的社会管理任务。城管扩权，恐怕也要“扩军”，在行政经费不能增加的要求下，城管部门的经费如何保证？会不会走上“罚款依赖”的歧路？

为理顺城市管理中的矛盾，不少地方开出“大城管改革”的药方。可以肯定的是，在权力归并与整合后，城市管理中，多龙治水、责任推诿的乱象或有所改观。

但与此同时，城管扩权，会带来权力的过分集中。若城管委集多重行政处罚权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势必会带来不少问题。

城管扩权，其权力“增量”，多从其他公共部门的权限转移而来。在此过程中，若监督没跟上，权力也就有了寻租逾矩的空间。纾解城管执法困境，理应从加强对权力的约束、适度削减职能着手。因此，城管改革的落点应是“限权”，而非“扩权”。

□佘宗明（媒体人）

陶小莫 画

南京市城管局近日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点以前，南京市区范围内（涉农除外）居民须自行处理饲养的家禽家畜（鸡、鸭、鹅、食用鸽、兔、羊），不少居民都非常配合。4月9日，记者从南京市多个社区了解到，有的居民“挥泪斩鸡”，还有的居民为了给鸡留条活路，不惜“百里送鸡”。对杀死的鸡，在专家劝说下，大多表示自己会留着吃。（4月10日《现代快报》）

虽然南京市“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只”的倾城斩鸡动作有点大，造成的市民反映有点激烈，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效果暂不明确，而且还有点“一拍胸膛就让政策出房”的味道。但从相关法规来看，南京城管出手倒逼市民“挥泪斩鸡”的举动是合法的，无可厚非。我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不过我们容易从中窥出一种常见的“治理困境”。当一地发现H7N9病毒时，人们随即绷紧神经，急着查找源头，使出全城斩鸡的“围剿行动”。当禽流感散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恐怕城市的屋顶很快又会再闻鸡鸣之声，一些阳台上都会被风刮起飞天鸡屎。那时的城管就不会在意国家及省、市曾出台过相关法规，禁止城区养鸡的规定。这就是在一些领域频频出现的“中国式治理”的怪圈。执行力总是跟不上“变通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类似镜头时有显现，也便能从中找到根由了。

对公共卫生事件保持足够的警醒，布设必要的病毒防火墙，是各级公共机构必须面对的一道长期课题。换句话说，布控城市卫生防疫行动，功夫在平时。靠一次性的赶炮火功夫，效果堪忧。我们需要有一种科学的防控态度，一种理性的治理策略。那种以为“杀倒一城鸡、阻断禽流感”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阵磨枪之举，尚未找到求解问题的根本。在应对H7N9病毒突袭时，我们需要一种精神、责任与情怀，需要始终坚持以一种“醒着的姿态”出现，需要在危机意识的导引下保持科学务实的态度。（长沙晚报）

因一名摊贩占道经营屡劝无效，3月29日，在合肥市蜀山区，城管执法人员带着集体捐出的2000元钱，欲买下摊贩货物让其离开，双方最终以3700元成交。

城管采用“温柔”的方式劝离摊贩，最终虽然达到了目的，但笔者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尽管城管未必像他们自己强调的那样，也是“弱势群体”，但城管的合法收入并不高，这也是实情。想想看，一个城市有多少违章占道的摊贩？如果他们个个都这么做，面对屡劝无效的小摊贩，城管都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全家喝西北风去？而且，城管又能买断多少货物？另外，执法是一件严肃的事，每次执法都这么做，城市管理法规的权威就树不起来，城管又如何管好一个城市？

所以，城管的这种柔性执法，缺乏可持续性，并不值得提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能维护城市基本的秩序，又给小摊贩生存的空间，就应根据实际情况，划定一些地方，让小摊贩有一个赚钱的场所，不用被赶来赶去，又能给市民生活提供便利。（福建日报）

——浙江·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