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颁布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图为工作人员在宣传婚姻法。 资料图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周丽婷

春和景明，来西柏坡参观旅游的人又一天天多了起来。

83岁的韩花珍在孙子二鹏开办的家庭宾馆院里散步，看着大家正在整理给游客拍照用的“红军服”，她幸福地微笑着。“我是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好日子。”

韩花珍回忆，她出生在贫苦年代、贫苦家庭，年少时吃了不少苦。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是在1950年，那一年她坚定、勇敢地退了婚，之后才有了新的人生。

给了韩花珍勇气、让她挣脱封建束缚的，就是1950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部基本法。

这部共8章27条的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重婚纳妾、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的婚姻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法律，正是在东柏坡村那几间土屋里、简陋的土炕上“完成‘雏形’的”。

中央布置的一项新任务

——“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

从延安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历来非常重视妇女工作。毛泽东始终深切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十分关心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问题。在1939年的“三八”纪念大会上，他说：“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

毛泽东曾说，“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现在还只是开始，真正平等要到社会主义，几十年以后。妇女中有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才有发挥的机会。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改掉。”……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在会上，邓颖超专门就妇女的婚姻问题提出看法。在长达半个多月的妇女工作会议后，邓颖超特别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将中央妇委的工作情况和准备改进妇委工作的一些想法呈送毛泽东。对妇女工作极为重视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回复了邓颖超，并批示：邓颖超同志，已阅，按照你的意见办理。

也就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期间，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邓颖超等人。

原中央妇委委员罗琼健在时曾回忆：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会议开得不错吧？”刘少奇问。邓颖超说：“太好了！大家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当前的方针任务，而且还要研究制订今后妇女运动的方针。”

刘少奇说：“关于妇女工作，一方面各级党委应当重视，加强领导；另一方面，妇女干部自己也应努力工作，主动争取党委的重视。你们不是要党委撑腰吗？首先你们得有‘腰’，党委才好撑；要是自己没‘腰’，别人怎么撑也撑不起来。”

刘少奇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邓颖超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土改，更加深切地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她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作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供大家讨论。

西柏坡的冬天一片萧瑟。窗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里，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讨论得热火朝天……

大约半年的时间，历经41次修改，终于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

掌握第一手材料

——“男女青年自己搞对象，反对家长包办婚姻，这是进步行动，政府应当支持”

韩花珍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我家是个穷家，3岁时家里以2斗玉米、1斗谷子把我卖给邻村的一户人家。我不知道那家的情况。”

韩花珍虽然没有像其他穷人家的女孩子要早早地去当童养媳，但是在娘家的日子也是极苦。“七八岁下地帮大人干活儿，拾柴火、挖野菜；12岁就套着牛到地里犁地开墒。”因为地边挨地边，韩花珍才知道给她说的“女婿”竟然是个双目失明的人。

韩花珍老人的遭遇就是过去千万妇女的一个缩影。中国旧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方面妇女受的苦最多。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在当时都是普遍现象。仅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月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仅河津、万泉两县在半年中，就有29名妇女被逼上吊、跳井。

在婚姻问题方面，时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邓颖超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1947年11月17日，邓颖超到阜平县二区细沟村参加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

邓颖超住在区公所隔壁，一连几天都看到一对男女青年在区公所门前徘徊。她走过去询问他们，才知道这是大沙地村的一位男青年和水泉村的一位女青年自由恋爱想要结婚，可家长不同意，村里人看不惯，阻挠他们结婚。区公所同志听了村里一面之词，也不给他们登记结婚。邓颖超说，男女青年自己搞对象，反对家长包办婚姻，这是进步行动，政府应当支持。

于是，邓颖超陪这对青年再次走进区公所，说明情况，区公所马上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她随后把这对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事作为生动的教材，在细沟村群众中进行了婚姻自主、婚姻自由的教育。

1948年3月，邓颖超在阜平县二区召开婚姻问题座谈会。她在会上指出，中国的婚姻状况普遍存在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从一而终等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要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妇联干部宣讲婚姻法成为潮流

——“婚姻法的实施，让许许多多的妇女同志能够自主选择，找到人生的幸福”

1949年3月23日，中央妇委随中央机关进京。

平山县委党史研究室赵鹏搜集整理了中央妇委在东柏坡时的历史资料。她介绍，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将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的最后草稿送交中央书记处审阅，对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和她的主张，附信一封。1月28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向中央呈报修改意见。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经由毛泽东主席签发公布。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这对于改革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促进妇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邓颖超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一个婚姻大法。”“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方面的要求的集中体现。”

中共中央在婚姻法颁发后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正确的实行婚姻法，不仅将使中国男女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

一时间，妇联干部宣讲婚姻法，广大妇女群众学习婚姻法，成为当时的“潮流运动”。1953年3月还被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刘峰回忆，当年她和热河省妇联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到辽宁省朝阳区宣讲婚姻法，在当地办理了两桩离婚案，其中一件当事人就是一个童养媳。“那个女孩子在婆家很受气，一次次逃跑，丈夫一次次追回来。就是因为有了婚姻法，女孩子终于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

河北省妇联退休干部冯敏珍，1950年在张家口市妇联工作，正赶上了贯彻实施婚姻法。“那时候大张旗鼓宣传婚姻法，我们在3个区培树自由恋爱结婚的典型，工作紧张忙碌。常常有妇女推门进来，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要求离婚。近处的我们就立即到家解决，远处的就先安排她吃饭。”

冯敏珍说，因为自己喜欢画画，就发挥所长用连环画的形式图解婚姻法，印了好多册。她还记得那一年，邓颖超来宣讲婚姻法，“在一个大厅里，上千人来听，不光是妇女群众，还有省市机关干部。”

轰轰烈烈的宣讲历时两个月，效果非常好。据统计，1954年第一季度，全国15个省562个县市（不包括省级市），群众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的40.2万余对。“婚姻法的实施，让许许多多的妇女同志能够自主选择，找到人生的幸福。”冯敏珍说。

韩花珍的“腰”就在那时也“直挺”起来。14岁的她向父母提出退婚，“爹娘还是老观念，不同意。有一天去赶集，我和同伴就去了区里。区里的干部听了我的情况后，到我家和男方家了解了情况，很快我就顺利退了婚。”

后来，韩花珍认识了西柏坡村的儿童团团长闫民生，两人结为夫妻，相濡以沫30多年。老伴去世后，54岁的韩花珍开始“创业”，用卖大公鸡挣来的1元8角添置了暖水壶、小桌子等，在西柏坡纪念碑前摆摊卖水，后来一步步发展成家庭旅馆。如今，她的两个孙子在西柏坡分别经营着两家家庭旅馆，一家年收入超10万元。

正在安享晚年的韩花珍说：“我经常给孩子们开会，让他们记住共产党的好，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这幸福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