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集美学校一起走过抗战岁月的教师们

弦歌不辍 铎声悠扬 

——追忆与集美学校一起走过抗战岁月的教师们

近代教育家廖世承曾说过，“一个学校最后的成功，就靠着教师”。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集美学校，以八闽大地的土壤为滋养，顽强生长，为战火中悬悬而望的学子保留了一缕希望，而这其中，就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不求名利、甘贫守志，与学校一道，在残山剩水间栉风沐露、流离播越，成为集美学校这棵大树最深厚扎实的根茇。

1945年，时任集美学校校董陈村牧在厦门电台发表讲话，对战时集美学校播迁历程进行回顾，谈及成就，认为“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八年来集美学校仍然保全了最优秀的教师阵容”。他指出，“抗战以后，教师由于生活上的困难，纷纷改业，很多学校无法挽留优秀的教师”，但在集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师都是在抗战期间与学校患难与共的，而且这些教师都是夙负盛名的第一流教师，这实在是难得的”。而集美学校之所以能吸引、留住优秀人才，成为战火中四方辐辏的教育高地，与其严选、优育、厚爱的教师选育原则是密不可分的。

德才兼备 不拘一格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用人原则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关于教师任职资格的法规标准尚不严苛。根据1933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规程》，除师范本科、专科毕业生外，“经高级中学教员考试或检定合格者”或“有价值之专门著述发表者”，也可在学校任教。由于当时国内师范教育体系薄弱，且战时教育行业人才吸附能力下降，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不应求，许多学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聘用非师范专业出身，或学历较低者担任教职。

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0年，全国中等学校教员中，留学国外者占6.63%，师范大学、高等师范毕业者共占15.81%，大学毕业者占24.83%，超过5成教员为专科或以下学历。到了1935年，在教育相对发达的东部六省，仍有42.28%的教员为专科及以下学校毕业。

与之相比，集美学校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可称得上“出类拔萃”了。以集美中学为例，即使在人才流失尤为严重的1940年，学校仍然保持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全校34名教员中，大学毕业者25人，高等师范毕业者3人，专科、高中毕业生6人。大学毕业生占比超7成，远高于同期全国中等学校水平。其中，有18人毕业于北平、复旦、大夏、光华、中山或厦门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

高水平的师资结构，得益于集美学校权时制宜、宽严相济的选聘原则：既对教师的学历层次、院校出身制定较高标准，又在教育背景方面打破藩篱，不拘泥于“师范专业”的条件限制，将人才考察的高度提升到综合素质的层面。

在集美学校，教师所教科目不必为其进修专业所限，只需胜任，亦可跨学科任教。譬如历史学家庄为玑，他毕业于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但学植深厚、兼通史地，故因应学校需求担任地理教师；李文立、沈汉祥两位教师主修历史社会学，却分别任英语、生物科教员；陈淑元曾就读复旦大学化学系，任教化学，亦兼任算学教师。这样灵活切实的用人方式，这既与当时社会的人才结构相契合，亦顺应了教师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除了学识素养，道德品质也是集美学校考察教师的重要标准。集美学校以“诚毅”为校训，对于“执掌教育大权”教师，更是要求其必须“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抗战内迁时，因山城环境清苦，校中有少数教职员为消遣娱乐，在夜间通宵聚赌。陈嘉庚先生向来反对赌博，认为其消耗身心，曾公开抵制厦门开设彩票，为践行校主理念、清肃校园风纪，商校、农校、水产、集美中学及校属各机构严令禁赌，并正告全校教师：从事教育，应束身自爱，领导学生，不可因一己所为玷及校誉。正是在这样的人才理念之下，集美学校采光剖璞、披沙拣金，罗致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优良的教育精英，更培育了诸多受人敬仰的“跨学科教师”和“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