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记着40多年前的高考

又到一年一度的6月全国高考季，莘莘学子赶赴一场竞争的学业汇考，怀揣十多年寒窗美好的理想，拼力考取理想的大学，为实现未来人生自我价值志展青春风采，可每个学子的高考都经历不同的抉择和难忘的记忆。

我参加高考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正逐步推进，恢复高考成为当时重视教育的“拨乱反正”标志之一，城乡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尤其在我生活的山区农村，尽管实行土地分产到户责任制，可农户还未从过去长期“大集体”的贫困中解脱出来，物资依然匮乏，生活相对困难。

作为农村孩子，若想改变人生命运，最好出路是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成为名副其实拿工资的“公家人”。孩子上大学成为当时社会新潮流，无论谁家有孩子上学，家长再苦再累，都义无反顾供读；孩子能否考上大学，维系着家人的殷切希望，关乎着改变未来生存的期盼。

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考生进入全面复习的紧张阶段。每天早晨4点半准时到校参加跑步锻炼，开始2小时的晨读；早饭和午饭学校仅给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各科任课教师轮流辅导授课解题，下午6点半放学，学生们陆续回家；夜自习都在家里自学，因能自由支配复习，许多孩子彻夜挑灯通宵达旦。

砖木结构教室，每个班挤满70多位学生。学校没有集体宿舍和食堂，学生吃饭从家中自带，没有照明电上课，学生靠的煤油灯；孩子们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学校，要走十几、二十几里的山路，上学路上留下山村孩子许多欢乐和泪水，求知改变命运的高考，成为那一代孩子们难以承受的艰辛。

高考前的紧张学习，就像一架钢琴拧紧的丝弦，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累倒病倒不足为奇，家长们格外关注孩子的生活。由于我身体瘦弱，备战高考那段时间，母亲每天清晨3点起床，开始张罗我上学的早餐和午饭。为能给我补足营养，每天早餐一个熟鸡蛋、一碗米粥、一个白面馒头，一小碟青菜，是一种丰厚的照顾。

午饭是母亲提前备好的特殊“营养餐”，所谓的特殊“营养餐”，其实是山村土特产。山里盛产的松子、板栗、核桃、花生、黄豆，经母亲亲手晒干去皮剥开后，在村西头的石磨上反复数遍磨碎，用箩筛成细面状拿回家。用火烧热铁锅，将其放进锅内慢炒；在炒制过程中，根据火候时机，再掺入少量面粉、香油、葱姜末，用铁铲轻翻炒熟后成金黄状，出锅即成。

母亲定量做一次“营养餐”，足够我食用一个礼拜，每天在家吃过早饭，总会在我的书包里塞进一小袋“营养餐”。在校午饭时，我拿出课桌斗里自带的铁碗，到任课老师办公室里，用开水冲开，即成一顿美味的“营养餐”。母亲除了亲手制作的“营养餐”外，每天给我一个煮熟鸡蛋算是奢侈，因为家里米盐酱醋，靠卖鸡蛋钱换来的。

有时母亲怕我复习寂寥，会腾出时间陪读，边缝做衣服边叮嘱我做题须认真；母亲虽然不识字，不时地拿起我的作业簿指点着，这道题做错了；我反复检查后说，没有啊。她又拿起桌上的教科书，你对照书本再仔细检查。当我发现母亲把书本拿颠倒时，心中的嬉笑伴着一股莫名的痛，对母爱衍生出更多的理解。

考试结束后一段日子，让所有考生饱受煎熬的等待。那是8月初的一个中午，乡邮员到我家说是有挂号信签收，父亲拆开信一看，是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急忙让我母亲到东山我割牛草的地方叫我回家，父母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为庆贺我考上大学，父亲卖掉了小牛犊，置办了酒席，宴请所有亲戚和四邻八舍乡亲。

我如愿成为第一个走出我们山村的大学生。大学开学报到的那天清晨，父母和村民们送我出远门。父亲默默地扛着行李箱走在前面，母亲与我随后并肩而行，并语重心长地说，老娘在行李箱里放进10斤“营养餐”，如果在学校吃不饱，可以拿出来填充，还能解决饮食上异乡水土不服；母亲说这话时，我心里一阵酸楚，差点落下眼泪。

如今，距离我当年参加高考已过去40多年。往事虽已斑驳远去，悠悠时光仍穿越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却永远无法在心中尘封那段难忘的历史岁月。

（来源：集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