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抗战史实回顾：9·18后厦大学生北上抗日

洪卜仁，厦门文史专家，福建省文史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市政协文史学宣委特邀研究员。

“轰隆隆！”在一声撕心裂肺的巨响过后，历史的车轮随着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的断裂，开始往截然不同的方向驶去。“9·18事变”爆发了，大家知道的是日本关东军在东三省惨绝人寰的行径；不知道的却是在千里之外的厦门，“2万民众誓为后盾”的共同抗日精神。

83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83年后，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晨报委托厦门资深文史专家洪卜仁，重找83年前“9·18事变”爆发时的厦门老报纸，通过其中登载的社会团体、商界、教育界人士共同抗日的真实故事，为你全景回眸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

社会团体成立抗日义勇队

“宣传队所到之处，听者莫不为之愤慨激昂”

1931年，“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厦门，厦门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开展抗日活动。当时的厦门本地报纸《江声报》9月26日以“如真“世无公理” 绝不瓦全这强横世界”为题发表文章号召厦门人民要用实际行动来反抗日本的侵略。

全市人民自发组织抗日小团体，形成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的团体“厦门反日会”，厦门反日会承担了组织民众抵制日货、惩治奸商、组织义勇军等等工作。后改名“厦门抗日救国会”。

据当时的厦门本地报纸《江声报》1931年9月20日的报道，“9·18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厦门反日会”即召开会议，通报各省县反日会加紧工作，20日由到会委员临时组织了反日会宣传队出发宣传抗日精神。

宣传队到了当时厦门最主要的街道和各大影院、戏院演讲，如大同路、海后路、思明南路、百宜戏院、龙山戏院等。据《江声报》报道，宣传队所到之处，“听者莫不为之愤慨激昂”。

9月22日的《江声报》载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鹭岛2万民众誓为后盾，与日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之准备。”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下，厦门反日会登高一呼，于9月25日在厦门召开反日宣传大会，由市教育局拟定反日宣传周活动，各大中小学遵照执行，并提议组建反日义勇军，参加军事训练，出发前往东北，协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不出一周时间，由反日会宣传队提议，建筑总工会、城内保消防队等呈请政府登记的抗日义勇队于9月28日成立。成立当天即有50多位市民到建筑工会（今厦禾路）的大礼堂登记报名参加，据当时报道，这些市民经过军事化训练后，就将适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活动。

商界抵制日货及日办报纸

“如有奸商偷运日货，由监察队查明，与众共弃”

光有社会团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厦门反日会立即联合商界人士一起抵制日货。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9·18事变”后，厦门抵制日货的情况，已形成相当规模的组织和一定的纪律，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有违反的商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江声报》9月20日报道，厦门反日会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处理贩卖日货及由日轮配运货件条例》，其中记者整理出4条具体措施，惩罚之严格，规定之细致，足见当时抵制日货的高涨情绪：

1.对于厦门商人直接贩卖日货的，将全货扣留充公，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当的罚金，或游街示众；

2.偷运日货被发现的，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当罚金或名誉上的处分，将奸商名字公布，与众共弃；

3.向日商购买商品的，无论数量多少，全部充公，予以罚款，并游街示众；

4.以日货假冒国货贩卖的，日货充公外，还要问责其主要负责人，游街示众。

“枪打出头鸟”，商轮“丰裕号”就成为了这只“出头鸟”，措施刚提出几日，“丰裕号”包庇外人贩卖日本人的货，就被厦门反日会发现了，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厦门反日会念初犯，从轻处罚50元。

不仅是商品，连日本人办的报纸《全闽新日报》也在抵制之列。反日会呼吁政府禁刊该报广告，民众不要传阅这份报纸，一起抵制虚假谄媚报道的宣传。

　　厦门大学的同学开送别会，组织义勇队北上抗日

厦大师生自发北上抗日

“抛下书本，一致向前奋斗！”

都说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是军人干的事；而平日里风光无限的书生，上了战场就成了“百无一用”之人。但是“9·18事变”发生后，厦门教育界、学界的学生、教授们的表现可一个个都是纯爷们。无论是厦大学生赴前线为国捐躯，还是集美中学十几岁的初中学生自发抗日，都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

1931年9月26日，在厦门反日会的提议下，厦门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全市各校举行“雪耻周”活动，内容包括4个方面：全校师生和员工彻底不买日货；各高级中学学生应特别注意军训，随时准备应付日寇挑衅；通告学生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残忍行径，唤起年轻人抗日热情；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用文字或图报形式向各界宣传。

10月17日，厦大组织义勇军抗日。《江声报》报道：“该校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在群贤楼开会，校长林文庆上台训词，词多激励学生极力加强军事训练，以救中国。”据当时统计，全校加入的学生、教职工有700多人，从19号起就开始军训。报道中还特别提到，如果有经济困难无力购买军服等装备的学生，学校会设法帮忙补助。

除了集体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外，厦大还有自发北上抗日的3位默默无闻的师生。他们是法学院的学生李治年、易元勋和图书馆职员秦贤行三人。据《厦大周刊》记载，“本年（1932年）2月间，因激于爱国热忱，自动北上参加抗日工作。”

2个月后，李治年、秦贤行从前方发来噩耗，易元勋于1932年4月15日为国捐躯，并于16日将棺椁运往北平。

据《厦大周刊》记载，易元勋在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他自愿放弃学校优良的读书环境，前往北方前线抗战，结果不幸“死于暴敌锋镝之下”。易元勋死后，《厦大周刊》专门发文，“我倚后死者，尤须继易君之精神，完烈士之遗志。”勉励厦大学子向他学习。抗日救国会专门为其举行追悼会，慰其英灵。

“9·18事变”发生后，厦大闽海学会选出了15名委员组成“抗日救国委员会”。他们发告全校师生书、贴标语如“抛下书本，一致向前奋斗！”并分函召集全校各学会各学院高中部主要分子，讨论召开厦大全体大会并进行组织厦大抗日救国事宜。《江声报》称，在厦大闽海学会的鼓动下，“一时沉寂之厦大，极见激昂”。

当时，即使是十几岁出头的初中生也自发组织抗日团体。《江声报》在9月28日《集美各校组织反日会》的报道中称：“集美各高初中合并组织学生会，反日活动在学生会成立后进行。”学生反日活动包括抵制日货、宣传游行、不看日本刊物等。

与其他学界组织不同，协和大学闽南校友会着重发动海归学生和国外大学对中国抗日的声援。9月28日《江声报》报道：“该校友会通电本校教授和林校长，促电英美各大学共起主持正义。”厦门校友会主席吴着盔同日也发邮件，组织留学生或国内外各大学驻厦校友建立反日大同盟，推动抗日的国际宣传。

“正日方之谣，促世界同情。”《江声报》称，吴着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成了由燕京师大、圣约翰、厦大、复旦、东吴、菲律宾等国内外大学及英美日海归在厦学生数十人的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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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激发愤慨

泉厦齐心抗日

“9·18事变”后点燃的反日热情，让泉州和厦门两座城市的市民结成兄弟，齐心抗日。在9月29日《江声报》的《泉厦反日联络一致》一文中，“泉州日报社”代表陈铁民携前任泗水反日大会主席倪济川等下属来厦门，希望扩大抗日阵线。他表示，“民众俱愿加入义勇队，为国捐躯，惟欲泉厦联络一致。”并请厦门反日会行文给政府，保护泉州反日人员在厦门的安全。

同安当时不属厦门管辖，同安县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9月27日召集全县各学校机关社团，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各界反日救国宣传大会，共到会40多个团体、2000多人，集美各中小学学生、自治会职员分乘6辆汽车来开会。

大会通过决议，为援助“9·18”东北义勇军抗日，成立东北义勇军同安后拨会，为东北抗战提供物资后援。

援助方式也当场敲定下来：一，10月1日各汽车公司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给抗日前线；二，各机关、学校、社团工作人员扣薪一天援助东北义勇军，学生士兵可按自己能力随意捐助。《江声报》记载，会上还以大会名义呈请中央，解散为日寇做汉奸的福建省防军，并提请特赦刺杀亲日军阀张宗昌、郑继成等12名义士。

会后，全体整队出街游行，沿途分发宣言传单、高呼口号，而位于集美的各大中小学的宣传队则进到城厢巷尾宣传反日活动。

史料披露

1931年市委就“9·18事变”所发公文（节选）

此次日帝国主义悍然违背国际公法和我政府两度抗议，重兵进夺沈阳、辽宁。焚我民居、劫我财货、杀我人民，至东北尸骸山积、庐舍为墟，并胁我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贯彻其侵略满蒙意志。

噩耗传出，全国沸腾，查日帝国主义之谋我已非一日，今竟以炮舰政策，助其侵占掠夺焚烧残杀之暴行，其处心积虑，已昭然若揭。凡有血气之伦，无不同伸义愤、共舒国难。本委员会除通知本县各界反日援侨委员，组织扩大宣传队。分途出发宣传，冀望唤起民众共同奋起救国。

特行电全国各反日团体、积极加紧工作，以期集全国同胞之力量、为政府外交后盾、以御外辱，以雪此亘古为闻之奇耻大辱。临电愤激不胜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