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福建是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基地，福建人民的无私支援铸就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坚强后盾

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福建苏区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支援红军。福建为中央红军补充了最大的兵源，为战略大转移提供了根本的人力保证。聂荣臻曾说：“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1934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开展“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扩大红军5万人。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猛烈地扩大红军”的热潮。出现了父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涌现出许许多多扩红模范县、区、乡。到6月底止，福建省参军人数达到7160多人，闽赣省达1300多人。长汀县荣获 “红色五一扩大红军的模范长汀县”奖旗。9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长汀县再次超额完成计划，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多达1292人。温坊战斗后，福建军区从长汀、上杭动员2000多人参军补充红九军团的兵力；松毛岭战斗中又动员1600多人补充红九军团。苏区各县不断有地方红军营、团和师以及赤卫队等编入中央工农红军建制，成为主力红军的重要来源。连年战争，连续扩红，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至长征以前，中央苏区红军家属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上杭等区乡甚至占2/3。参加长征的福建子弟兵近3万人，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1/3多。福建子弟兵几乎遍及长征的红军各部，比较集中的整团、整师的有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6000余人，由原闽西红军第八、九、十师组成；红九军团的第二十二师2000余人，由原闽西红十二军三十五师改编；还有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三团和第二师的第五、六团等。

福建人民倾其所有提供粮食等大量军需品。1934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在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各县群众采取征发、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收集粮食。至7月中旬，福建省收集粮食7500担，闽赣省收集7100多担，其中长汀县和兆征县超额完成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再次开始了收集粮食的突击工作。至9月初，福建省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2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为红军长征供应了十多万担军粮，全省共超额完成1万多担粮食。苏区人民不仅超额完成借谷计划，还出现了将借谷变成捐谷的运动。在筹粮的同时，福建苏区人民积极筹款筹物，加紧军工生产，捐献衣服被单，编织草鞋、斗笠等，组织大量物力、财力满足红军需要。在“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需品的需要万分迫切”的紧要关头，福建苏区人民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1600公斤、锡200多公斤、铁700多斤，还有子弹壳90多公斤。在筹款方面，长汀县在五六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在7月份一个月筹款达1.7万余元。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向红军部队送去1700多双草鞋。长汀红军斗笠厂1934年8月的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们，于1934年5月以后天天加班生产军用被服。广大妇女也不甘落后，许多闽西妇女将闽西暴动以来剪掉发髻后闲置在家中的金银首饰卖掉购买公债，有的捐出自己陪嫁的耳环、手镯，把到期的公债票、借谷票无偿退还政府。在出发长征时，战士们都感激地说：“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凝聚着苏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福建子弟兵在长征途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用生命和鲜血为全军打开了胜利通道

在长征队伍中，福建子弟兵活跃在各支部队、各条战线，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侦察或救护等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为红军长征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子弟兵大部分牺牲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余人。长征路上的不少英雄团队和英雄个人，都有福建人的身影。以刘亚楼为政委的红一军团第二师是中央红军的先头师。以杨成武为政委的红四团、以王集成为政委的红六团、以张南生为政委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等都是著名的先锋团、尖刀团。他们一路上闯关夺隘，攻无不克，在冲破湘江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许多影响全局的重大战役和行动中，克敌制胜，屡建奇功。刘忠率领的红一军团侦察队经常行动在全军的最前锋，想方设法为红军行动获取情报，主力红军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与他们提供的准确的情报分不开。一直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血洒湘江，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红三十四师前身是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七师成立于1933年3月，拓展了宁化、清流、归化数县革命根据地，曾被《红色中华》称为“钢铁之师”。面对敌人4个整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进攻，全师指战员以无比英勇的气概，把敌人一次又一次挡在了阻击阵地之前，全力掩护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却因浮桥被炸，无法过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指战员们视死如归，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绝大部分牺牲在湘江之滨。

在后勤保障等部门，福建子弟兵也有突出表现。红二师供给部长兼作战后勤部长赖际发、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长张元寿克服重重困难，保证后勤补给。刘始明所在的工兵连遇山开路、逢水架桥，保证大部队的行动。医疗卫生队伍中有200多名福建儿女，挽救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傅连暲、叶青山、涂通今、王福瑞等就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郭化若、黄鹄显、罗舜初等活跃在参谋部门，袁子钦、陈仁琪、罗元发、童小鹏、陈明等在行军途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李质忠、戴镜元、吴振英、阙中一等坚持在机要、警卫岗位。中革军委直属炮兵营的连长张新华，发挥了炮兵的神威。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无名英雄蔡威”，在长征途中不仅为红四方面军，也为中央红军和其他主力红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屈指可数的30名女干部中，就有3名福建巾帼吴富莲、邓六金、谢小梅。有一次，在江西、湖南交界处的一个山头上，干部休养连遭到敌人的攻击，队伍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上杭姑娘吴富莲勇敢地独自承担起“断后”任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她任四方面军女子先锋团政委，带领全团女兵在河西走廊顽强抗敌近五个月，成为一名杰出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