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关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及其历史评价

记者：五四运动对于打破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的精神奴役，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在全社会形成思想解放的氛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龚书铎：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也是一场促进思想空前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氛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鸦片战争以来将近8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极为顽固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迷信盛行，旧文化、旧思想根深蒂固，成为束缚思想解放的枷锁、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坚决而彻底的姿态，向专制和迷信这两个大敌宣战。《新青年》明确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是民主，二是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主张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和反对愚昧落后、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最有力的武器。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和彻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决绝的姿态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由此作者进一步向旧制度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强烈质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更为可贵的是，在运动中，爱国志士们将爱国主义情感与民主、科学精神紧紧联系起来，为爱国主义情感注入民主与科学的新内涵，并把这一强烈的情感与理性思考付诸实践，转化为改造社会、打碎旧制度、旧思想枷锁的巨大力量。他们在传播民主与科学过程中，表现出奋不顾身、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运动中，不少师生、工人遭到军阀监禁，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后来惨遭杀害、英勇就义。这种为多数人的幸福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宝贵的思想财富，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拼搏进取。

记者：目前学界在五四运动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断裂”等等。对此您怎么看？

沙健孙：：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它把批判的锋芒，首先和主要地指向了为什么要批判孔学？我们知道，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不破除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人们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是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来反对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的。他们指出，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了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破除孔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他们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这些启蒙思想家确实表现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智大勇，他们不愧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是不是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了呢？不是。

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

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

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对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与此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它存在的一些弱点。主要是：

第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有一些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这种“怀疑论”为他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

记者：有人说“五四”后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断了反封建的启蒙工作，这种说法正确吗？

沙健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呢？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唯物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进了。这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以往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中的权威更进了一步，他们“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这种学说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再想维持它的绝对权威地位，既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与以往的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等等不同，他们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作为进行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但是，“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

再次，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他们进行这个斗争，主要是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指出，“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改革铸成国民性中落后成份的落后的社会。而“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这样，他们就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断或取消了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是没有根据的，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的。

如何理解“兼容并包”思想的历史作用

记者：五四运动发祥地北大的“兼容并包”精神，对于当今学术研究有何启发？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兼容并包”？

沙健孙：：讲到五四，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它的发祥地北大，想起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想起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自己在教育界的经历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在他执掌北大的校政时，确是这么做的。至于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学的原则，则是后来所作的概括。

本来，学术问题上的是非就是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加以裁决的，应当允许不同学派相互争鸣，而不应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扶植一种学派而压制另一种学派。王昆仑在《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名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的讲课，不料对面的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在论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时，人们爱举辜鸿铭的例子。辜是个极端守旧的人物，总是拖着一条长辫子，穿着紫红色大马褂，辛亥革命后仍然表示效忠清室，可蔡元培对这么一个人，还是予以任用。由此可见，蔡元培实在是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了。不过，在我看来，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蔡元培之所以任用辜鸿铭，并不是因为他思想守旧，更不是为了专门让他在北大开设论述帝制复辟的课程，而是因为此公精通英、法、德及希腊语文，对英国文学造诣尤深，才让他在文科讲授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的。在这个问题上，蔡元培的开明，并不表现为他勇于给旧思想提供保护，而在于他并不因为某个人思想守旧就不用其专长。如果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方针，看做是不分政治是非、无条件地为旧思想提供保护伞，这对他就不只是一种误解，而且简直是一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贬损了。因为正如王昆仑所说，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是“要从长期的暮气沉沉中看到朝气蓬勃，从矛盾重重中认识光明的真理。蔡先生是赞助革命，保护民主的”。

其实，汉代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北洋政府也仍然是主张尊孔读经的。北大虽曾是为了造就革新人才而创办的，但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也成为腐朽的“官僚养成所”了。在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以前，封建主义的思想，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无论在中国，在北大，早就是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主要的意义正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统制，给新思潮的涌流打开闸门，开辟道路。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是这样做的。担任过蔡元培秘书的高平叔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就说：“由于北大文科顽固守旧的教师较多，因此(他对北大的)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为此，他聘请《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来北大任职、任教，他们与原在北大文科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一起，构成了一个革新的营垒。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来了。北大的一些革新派人物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这样，北大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随后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它的发祥地，这与蔡元培入主校政以来对新思潮的这种扶持、保护、推动是分不开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五四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传播开来的时候，他对此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正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李大钊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课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1921年11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时，他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研究会的启事和会员的名单。他还拨出两间房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个地方当年被称作“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屋)。至今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盖有“亢慕义斋藏书”印章的八本德文原版的共产主义文献。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表明，他提出这个方针，是为了推广进步思潮，不是为了保护腐朽的、落后的思想。

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九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任务虽仍然存在，占主导地位的却已经不再是封建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有必要原封不动地重复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口号呢？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需知任何方针、口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有着现实的针对性的。历史环境变了，面临的任务变了，方针、口号也应当相应地发生改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方针、口号所体现的积极内容和合理成份无条件地统统失去了时效。比如，蔡元培提倡的学术民主，就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也都是要加以发扬的。毛泽东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体现了这种发扬学术民主的精神。不过，发扬学术民主，其目的是为了探索真理、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因此，这个过程就应当包含着各学派之间的批评、切磋乃至斗争，并不只是简单地对各种不同倾向的思想、观点加以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因此，即使从表达发扬学术民主这个思想来说，提“百家争鸣”，较之提“兼容并包”也还是要更为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