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强国”催动治理升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网络强国。从发展角度看，我们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能力还相对落后，在均衡发展和人均带宽等方面，距网络强国的目标尚远。尤其要看到，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从客户资料泄密导致“查开房”，到个人信息失窃带来的“短信轰炸”，再到“棱镜门”的冲击波，互联网时代的蝴蝶效应，让任何人、任何领域都无法封闭于信息孤岛而独善其身。也正因此，英、法、德等很早就建立了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美国还在2011年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我国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提升到战略高度，推动安全与发展协调一致、齐头并进，正是基于对这一全球化浪潮的审时度势。

技术升级带来治理转型，网络强国的目标内在于治理的现代化。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实质上是一个讲坛，人们通过话语参与公共事务并相互影响。在传统治理方式下，信息传播层级化，信息量更像是“倒金字塔”，职务越高的人掌握信息越多；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网络化，公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还是制造者。雾霾橙色预警时，学生究竟该呆在家里还是教室，教育部门尚在头疼犹豫，网上的讨论已是引经据典、如火如荼；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袭击，事发7分钟后就已由自媒体传遍网络；除夕之夜，网民们对春晚的品头论足，远比观看节目本身更为投入……面对如此情势，一些领导干部还抱着以往应对网络的“一怕、二躲、三堵”心态，自然无所适从。从“谋定后动”到快速反应、从行政指令到公共协商，公共治理与信息化相适应的转型，本身也是力行法治、促进“良法”与“善治”相结合的过程。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后发国家迈入信息化时代，变化可谓沧海桑田，这一过程正蕴含在我们对现代国家的追求之中。今天我们建设网络强国，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样地，网络空间的拓展与巩固，也正是国家发展和治理转型的契机。（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