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访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是我们党对科学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的深刻总结，标注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明确方向。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是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使14亿中国人民的活力充分激发，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逐步迈向共同富裕。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主任郭威

光明日报记者 李慧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科学把握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进行了深刻总结，如何深刻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如何充分激发出市场蕴藏的活力？实现两者统一，要从哪些环节突破？本刊特约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主任郭威对此进行解读。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伴共生、缺一不可

记者：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对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深刻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

郭威：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加深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更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就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最大程度和不断激发市场潜力、释放制度活力、保持社会创造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坚持辩证法、两点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者相伴共生、缺一不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但同时需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理解为起全部作用，更不能理解为忽视甚至否认政府的作用，市场和政府作用是有机统一的。

用好“看不见的手”，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记者：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如何建立和完善有效市场，充分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

郭威：全要素生产率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实现路径就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能够通过利益激励、供求变化、价格波动、自由竞争等机制，将有限的人、财、物以更为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要用好“看不见的手”，需要尊重价格、竞争和供求在经济运行当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逻辑规律，充分发挥各个要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要建立和完善有效市场，尊重市场规律至关重要，要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该管的事情要管到位，该放的权要放到位

记者：建设有为政府，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关键要从哪些环节突破？

郭威：各级政府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克服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一要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二要消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类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三要深入推进能源、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适时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价格改革。四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郭庆松

光明日报记者 俞海萍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也不是新的要求。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郭庆松介绍，早在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结合政府内部的制度化建设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总的来说，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成效。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等理念已深入人心。

郭庆松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后，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政府积极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郭庆松解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所以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宏观管理“微观化”“以批代管”“以罚代管”等问题也偶有表现，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郭庆松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是：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我们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找到一个科学的平衡点、结合点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于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要求，努力营造一个让新发展理念落地生根的政府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及时调整、积极跟进。

“‘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目标，尤其是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不二选择。”郭庆松说，这里首要的是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就是要通过编制边界清晰、分工合理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全面规范政府权力、强化政府职责，进一步理顺政府内部和外部关系，对公权力再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就是要通过清单管理实现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以外一律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或领域开展经营，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郭庆松进一步解释。

此外，郭庆松认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深化政务公开。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教授樊勇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谈及“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教授樊勇认为，背后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一是财政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都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一个整体。财政与金融本就关系密切，都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紧密配合，促进了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果二者不能相互协调配合，会阻碍宏观经济发展，也会给微观主体发展带来困境。因此，完善我国的宏观经济体制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统筹考虑，使其在相互的政策配合中，合理调节宏观经济，为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提法更能凸显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重要性。二是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需要将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统一起来，相互补充，解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不能解决的外部性问题。”樊勇指出，三是突出税收政策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中的作用。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国家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之一。同时，企业既是微观经济的主体，又是纳税主体，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会对企业的预期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税收政策会对其他财政政策的选择和实施产生影响，也会进一步引导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和微观主体的资金流向，从而影响金融政策。

财税金融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樊勇认为，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有更高的水平，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需要精准、普惠、灵活、创新。

“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必须要精准决策、精准施策，选择财税金融政策时要小心谨慎，防止具体政策作用出现不合适的‘叠加效应’和‘抵消效应’，要为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普惠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十三五’时期我国减税降费措施涉及增值税、企业社保缴费、个人所得税和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等，货币政策注重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增加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和健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等，具有普惠性特征。‘十四五’时期仍要保证政策的普惠性，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为背景，关注社会热点，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灵活地对政策进行搭配协调，使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时形成合力，通过灵活创新地运用政策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减少政策时滞。”樊勇进一步解释道。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发展赋能

——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俊海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俊海表示，各类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破解市场难题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刘俊海指出。

刘俊海表示，“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将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等，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让经济发展动力不断蓄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着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还特别提到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这些举措对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完善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着眼于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可以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并降低全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形成这些行业市场主体的有效竞争格局。”刘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等举措都让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又吃下了定心丸。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既强调了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强调了建设法治型政府。打造稳定透明公平、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在我国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建立规范化机制化的政企沟通渠道，支持企业家以恒心办恒业。政府部门一定要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支持讲诚信、勤创新、为国担当的企业家带领企业实现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的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活力持久迸发。”刘俊海表示。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6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