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中的企业家精神——读杰弗里·琼斯《盈利与可持续发展》

这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的副题是“一部关于全球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对于绿色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梳理，更重要的是充满一种信仰，一种宗教般的敬意。著者杰弗里·琼斯是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教席教授，为当今世界企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琼斯表示：“这是一部关于全球绿色企业家史的著作，本书论及的企业家们怀抱企业可以使世界环境的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美好梦想，这种情怀在各方面都与社会上的常规认知有所不同。”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穿越思想迷雾的写作设想，因为他触碰了企业史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书中所涉猎的范围和观点，以及对其他文献所探讨的人和事物，都是一种全新的诠释。

然而，琼斯又进一步明确表示：本书着重讨论企业在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即不讨论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而是讨论如何缓解环境危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企业史著作，因为其他大多数企业史都在广泛地关注那些试图成功获利的企业家与公司的沉浮。基于这一目的意义，琼斯在这本书里所要做的是一种“灵魂转向”的东西：在企业获利中如何体现绿色创造？如何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部具有历史学本位的企业史著作，著者的本意自然来源于历史学的数据以及现实证据。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一份大型报告，指出：到21世纪末，全球将面临气温升高3摄氏度的风险。这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洪水、干旱和热浪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冰川正在融化，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在2016年世界地球日上，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随后又有一些国家相继加入了这一协定。缔约国都作出自愿承诺，将竭力减排，以保持21世纪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但这方面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由于没有相应的档案用来支撑研究分析，琼斯通过一些非传统方式获取材料，包括访谈，包括一群企业家鲜为人知的故事。琼斯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许多绿色企业，共采访了81位企业家。尤其是书中涉及的现代企业史部分，比如1980年以后的企业，他所获取的口述访谈资料，就成为该书的主要史料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在以前的企业史著作中是难以想象的。这样，就使得本书所涉猎的范围和观点，以及对其他文献所探讨的人和事物，已经不再只是作为商业个案来对待，而是进行了重新诠释。由此，本书表明，当今的环境挑战需要我们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绿色的创新型企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和消费者都要共同努力，携手应对环境危机并逐渐扭转环境带来的不利。

当代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实践，让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急功近利的逐利行为，使得生态文明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在于政策、法规等制度的滞后，更为重要的是微观经济主体对于生态文明的责任意识仍非常薄弱。人类一直影响着自然环境，我们该如何创造真正的“人类世时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无疑已经如同风暴一般袭来。因此，读一读琼斯的这本书，肯定是有意义的，它会让我们的思想回到阳光中。

在经济史研究范畴中，企业史是一个重要领域，它可以走向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概念和方法，从资本运行逻辑去探索并推行前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这种方法目前正在成为主流，不少学者投入其中，将理论越做越时髦，问题越探讨越精细；另一种则是从贡赋体制的“食货”原理出发，运用新的方法去建立分析性概念。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对于商人阶层的认识和记录一直是阙如的，只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早期的商人有过描述。从广义经济史角度看，《史记》除了《货殖列传》外，还有一个《平准书》，也是涉及广义经济学原理的。很显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深刻揭示了人作为个体的逐利本性，而在《平准书》中，他提出的“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则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的“重农抑商”传统有所勾勒，这与他亲历汉武帝时期的商业政策变迁不无关系。

在古代中国，所谓士农工商，商在末位。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王侯将相丰富曲折的历史，可以进入正史，而那些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商人，却没有留下什么笔墨而被历史记取。欧洲历史上有大量的商人或企业家的生平和传记，他们的足迹纷纷可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那些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背后，都有其商人家族的身影。

来源于历史学本位的经济史，那些“非传统方式”的理论采撷，往往会对有着管理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发挥出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在这里，就可以为“盈利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可行性的有效研究，琼斯的这部著作就达到了这种效应。

（作者为厦门大学文科期刊中心总编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