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没看到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限制了和“限购”有关的,和“限购”无关的他没有做出限制。因为和限购无关的有些是地方政府有钱或是有能力做一定的调整,但是和限购有关的,他是坚决不同意的。
地方政府早就想调,不是今天才想调。要看地方政府对谁负责任,地方政府对该地区负责、对地方经济增长负责,而倘若仅仅对中央政府负责,那地方政府怎么办?所以角度不一样,只是趋于中央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放松,不被允许。
董藩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婆婆总会责怪儿媳妇,但是婆婆总是不去管儿媳妇的油盐柴米,至于家里究竟有多少钱,能不能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婆婆并不管,而是会告诉你说,你不准吃辣的、你不准吃酸的,如何如何……
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市没有一个市长对于中央政策表示支持和欢迎的,都采取的是“我们不得不”。
去年,姜伟新部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质询的时候曾经提出过:“限购政策是一个不得不的政策。”
请问全世界有没有一个政府把一个“不得不的政策”当成一个优秀的政策?从逻辑上来说,没有一个政府会认为不得不的政策是好政策,“不得不”一般都是错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愿意改革,所以造成不得不。如果把土地制度问题、信贷制度问题、市场化制度问题等等解决的话,不会产生“不得不”的。
不得不就是不去解决病因的问题,只是把人扔到冰窖里。要是真的想解决病因的问题,完全用不着不得不的办法,而是进行改革。
记者:扬州公布“奖励购房”新政已经有数周时间,一直未被叫停,近日石家庄打算对限购进行细化却未出台而夭折,您如何看这两件事情?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出现这些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任志强:没有出台夭折和出台夭折的非常多,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的博弈。出现这些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中央的政策,只要不解决中央政策合理性的问题,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
记者:像这种地方性微调接下来是否会出现更多?
任志强:我不认为这是微调,只是在博弈。不知道他们的博弈能不能成功,但我认为他们在博弈。
记者:是否有可能重现2009年的“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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