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公益性出版传播研究

三、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公益出版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满足公民最大限度的知情权，如何在第一时间给公民提供灾难逃生和震后自救的相关信息，公益性出版作为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文化事业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笔者截取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两个时间节点，这一时期我国公益性出版在传播地震灾后重建信息，分析文学纪实类、灾难知识类和心里辅导类等公益性出版物出版情况。

汶川地震期间，我国出版界和各级出版人在抗震救灾行动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一大批公益性出版物纷纷出版。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爱相伴—致2008汶川》、新华出版社《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汶川人民同在》、上海大学出版社《生死不离—汶川抗震救灾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等文学纪实类作品纷纷运往灾区，给灾区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出版社的抗争纪实书籍大多是免费运往灾区，其余都进行义卖活动，并将这部分收益捐赠给灾区人民。如何进行灾后的救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抗震救灾自助手册》并将首印2万册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地震灾害自救互救防疫》，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地震灾区卫生防病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震减灾急救手册》，地震出版社出版了《地震来了怎么办》，这些图书在第一时间送往灾区，同时也给普通社会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防灾救灾课。在心理辅导方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灾后心理援助100问》，三联书店出版《心理救援》，天地出版社出版《震后儿童心理救助手册》等[4]。毋庸置疑，这一大批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短时间内集中大批优质的出版资源，对于灾区群众的地震救助和心理辅导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青海玉树地震期间，由于玉树地区的藏族同胞所占比例很大，这些藏族群众讲康巴方言，所以民族出版社充分利用民族文字出版的行业优势，积极响应新闻出版总署号召，迅速行动，尽全力为灾区同胞提供智力支援，一批藏文版及藏汉对照版抗震救灾出版物火速出版。地震当天，民族出版社立刻行动起来，紧急调拨藏文版《急症与意外伤害救治问答》等4种藏文图书，火速送往玉树地震灾区。地震和灾后援助期间，民族出版社通过与人民军医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科普出版社等多家专业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一批科学、实用的藏汉对照版及藏文版抗震救灾图书，内容涉及避灾防灾知识、灾后传染病防治、震后心灵抚慰等多个方面。这其中，民族出版社与人民军医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藏汉对照版《灾后传染病防控须知》手册，以帮助灾区同胞抵御高原震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疫病蔓延等情况。民族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藏汉对照版图书《玉树——我们与你们在一起》。接力出版社为汶川地震中的少年儿童打造了一本心理疏导、心灵抚慰指导的高品质彩绘读本《抱抱你抱抱我》[5]。

四、从突发公共事件看公益性出版的发展与困局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各级出版机构发挥自身的职能需要，公益性出版在满足广大受众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物信息传播的功能等方面，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益性出版产品成为出版显性产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为公益性出版的发展也创造出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各项出版基金，给予公益性出版资金上的支持，作为公益出版传播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少数民族出版“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在保障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出版发展模式往往体现出巨大的向心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集聚大量的优质出版资源，发挥出巨大的传播效益。但是，这毕竟不是公益性出版的一个常态模式，就长期而言，国家给予公益出版的资金投入仍然太少，投入渠道也过于狭窄;公益性出版主要集中于政府的组织行为，规模较小，导致公益性出版的传播效果也较弱;当前，尚且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益性出版的法律法规，虽然政府出台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但其在内容上对于公益性出版的鼓励条款还尚不明确。

此外，公益性出版机构的运作模式也比较模糊，虽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对实行事业体制的公益性出版单位和转企改制的经营性出版单位的改革目标和根本任务，明确规定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藏学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四家出版机构为公益性出版机构，但是诸如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因为受众面很狭窄，如果没有国家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很难最大化地发挥公益性出版机构的传播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