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采访对象：严正，1943年5月生，福建沙县人。1982年至1992年先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1992年任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任院长。2009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严正同志，您好！您1992年从福建师大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从那时起，你们有长达10年之久的共事与合作，请讲讲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严正：我跟习近平同志是1992年认识的。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地、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参政议政。我是经济学教授，当时全省评上经济学教授的人还不多，所以我可能引起了政府注意。福州市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市政府专家咨询组成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研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不久，就着手组织制定福州市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部分，对应的是3年、8年、20年，被称为“3820”工程。

我被叫去参与这个规划讨论时，专家咨询组来了七八个人，习近平同志那边带领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有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市领导已经拟了一个初步的稿子，让我们参加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当时还拍了录像。20年后，福州市办了一场“3820”工程展览，我还在这个展览上看到了那次会议的影像。

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习近平同志。在谈到“3820”工程和城市规划的一些具体问题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他与我之前接触和认识的领导干部有很大不同，在制定战略和规划上，甚至在学术上，他都很内行、很有见地。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当时有些人不太接受，认为福州既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也不具备大都市的条件。但习近平同志积极地为福州谋划这一前景，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创造条件。我对这一设想持赞成态度。福州作为福建的省会，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理应有建设成为像广州、深圳这样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壮志。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3820”工程都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战略构想。

严正：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江口金三角”发展战略，为福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福州的未来在闽江口，向北面的连江县、罗源县和南面的长乐市、福清市推进，与福州市区形成三足鼎立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区，中心市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主要布局在南北两翼。多年来，福州一直都坚持了这个方向，历任领导也一直延续“闽江口金三角”这个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对福州城市规划还提出了重要的“显山露水，跨江面海”战略构想。福州城有闽江和乌龙江两条江，福州市区应当向南跨越闽江，开发南台岛，然后再跨越乌龙江，建成一座有四个外滩的美丽城市，福州市区的几座小山都应当开辟成公园。他的战略设想，成为福州城市建设的基本战略，他之后的几任领导都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方向。20多年下来，当时构想的四个外滩，现在有三个已经基本建成。乌龙江北岸的江滨公园已经建得非常漂亮，几座大桥已经架到乌龙江南岸，汽车城、大学城、高新科技园区、农产品集散中心正带动南岸的快速发展。跨江同时，还要沿江向东拓展，走向海滨，建设滨海新城。

现在“显山露水”和“跨江”已经做到了，“面海”还在推进阶段。上世纪90年代，福州就开始向海边推进，但毕竟中心市区离海边有50公里，向东走向海滨的步伐落后于向南的跨江发展，当时提出的位于长乐文武砂的滨海新城，这几年已开始着手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战略规划当中十分重视港口建设。20世纪90年代，福州的港口是马尾港，那是一个河口港，吨位在2万吨以下，在历史上是福州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但马尾港毕竟太浅了，大船进不来，福州的集装箱装2万吨的船也到不了美国，只能到香港中转，码头卸下来，再装大船运走。这样，运往香港的费用再加上香港码头的装卸费用，就占了去美国运费的三分之一。当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福州必须建设深水港。经过长期努力，福州市在福清江阴建成10万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在罗源湾建成30万吨级煤码头和铁矿石码头。

福州是个沿海城市，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开发，当时福州正因长期捕捞过度出现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渔民生活困难。市领导引导渔民从捕捞走向养殖，种海带、紫菜，滩涂养殖贝类，海湾网箱养鱼，同时弃小木船购置大渔船，到北太平洋、赤道发展远洋捕捞。几年后，福州渔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几年当中，连续提出了跨江面海发展规划、“闽江口金三角”规划、第三产业构想、交通规划、港口建设等。在其他方面，他还有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富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战略主张和构想。这些几乎都成了主导福州后来发展的重要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条设想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全都与这些年的发展高度吻合。习近平同志指导制定战略规划的科学性，让我们这些研究了半辈子经济发展的学者感到十分钦佩。

采访组：交通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有人说，福州今天的交通比较好，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规划改造的这条二环路。请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严正：好的。福州规划环城快速路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就组织专家学者论证规划二环路改造和三环路的构想。当时，福州市车辆还不算多，基本没有交通拥堵问题。有的干部，包括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都认为，二环路的每个路口都应该以环岛为主，全立交留给未来的三环。但是我们几个专家对二环路“环岛”方案持异议。我们了解国外经验，机动车多了，环岛要被堵死。因此，我们认为二环路一定要建成立交的、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北京、上海、广州的二环也是走立交，确保二环无红绿灯。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些专家的意见，最后拍板把福州二环路建成无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福州市私家车爆发式增长是2001年到2005年。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很难预判。今天，无红绿灯的二环路为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决策，今天福州的交通状况不堪设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对民生问题极为关注，给予城市农民工群体很多关注和扶持。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严正：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市委政研室把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我也参与了课题调研。

我们调研组深入实地查看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回来向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汇报。农民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平均劳动时间超过11小时，住宿拥挤。我们见过三对夫妻住在一个房间，中间用两块布做隔离。医疗方面，农民工除工伤外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的子女进城念书也很困难，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借读费、入学赞助费每年要几千块钱。另外，还有黑中介在介绍工作的时候从中盘剥，欺骗他们的血汗钱。

农民工问题涉及国家政策，福州作为一个市，有些问题一时确实没法解决。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对劳务中介市场进行大力整顿，把坑骗农民工血汗钱的黑中介绳之以法；引导农民工形成劳动市场，如保姆市场、建筑市场等。

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以后着手解决的。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人大为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困难制定相关地方法规，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只能收取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费用。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你们在工作上的联系。

严正：在福州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想法，随时都会把我们叫过来一起进行讨论研究。

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农村、党建组织等工作，和我的研究方向关联较少。所以，1996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

1999年，我任省社科院院长，是省政府顾问，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一上任，就把我叫过去参加一次季度经济分析会，让我讲讲意见和看法。会后，他还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观点“有深度、有新意，省政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吸收，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经常组织社科界的专家学者们研究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我不是只讲理论的经济学家，偏向于研究比较具体的事务。基本上，福建每个地市、每个产业、每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我都有所了解。所以，省里召开经济分析会等有关经济发展的会，经常叫我参加。习近平同志任省长这3年里，我和他的工作接触比较多。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真知灼见，也让我们这些学者受益良多。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是他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轨迹。我记得2001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当年秋天的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又一次论述开放的重要性，强调：“进入21世纪，福建省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习近平同志很民主，各种声音都听。从市里到省里，他一直支持和鼓励专家学者参政议政，对我们也非常尊重。有的时候，金融、农业、机械、造船等部门的会议，他也会叫我去旁听，也会问我：“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他是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认识。所以，每一次我都注意听，有什么想法也尽量讲出来。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工作的重视。

严正：省社科院是学术研究机构，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单位是很看重的。他不仅听取我的意见，也经常听取社科院其他同志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见。他作为省领导，各种意见都能听进去。我们社科院的同志后来谈起来，都觉得他这样的领导干部真的很不错，他尊重专家意见，做到兼收并蓄，所以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的支持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到社科院调研，在我办公椅上坐了一下，对我说：“你这个办公室，在省里正厅级干部当中面积是最小的。”省社科院当时确实很“穷”，我的办公室只有15平方米，就一张办公桌，前面摆一张会客的椅子。不仅我的办公室面积小，我们整个办公楼的面积都比较小，大部分研究所的办公室，七八个研究人员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看到习近平同志观察这么仔细，又这么关心我们的办公条件，我就顺势向他反映省社科院办公场所不足的问题。我说：“在发达国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正研究员、副研究员都是一人一间办公室，独立办公。”

他问我：“如果给你们单位的正、副研究员每人都配一间办公室，需要多大的房子？”

我说：“我们希望盖一栋新楼，解决办公场地不足的问题。”

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很快就给我们批了800万元。他把这笔钱拨给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向他们交代，不够的钱由他们补上。最后，机关事务管理局又给我们补拨300多万元，总共花了1100多万元，为省社科院盖了一栋新办公楼。

大楼建好投入使用，我的办公室就亮堂宽敞多了。更让我高兴的是，社科院所有的正、副研究员都有了独立办公室，发达国家给科研人员的办公待遇，我们福建省达到了。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地方社科院多数都没做到。所以，其他省社科院在和我们开会交流时都很羡慕我们。

省领导高度重视我们，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让我们深受鼓舞，更积极地为省里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提供决策服务。从“九五”到“十五”再到“十一五”“十二五”，我们提供了很多战略和政策建议，也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看法。

严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大，发展非常迅速，民族自信心也得到明显提升。这都是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变化。

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逐渐进入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搞不好，很容易陷入经济学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讲，一个国家高速发展，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高科技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家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困难。

不少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都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人均GDP3000至1万美元的增长过程中。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菲律宾等，就是长期跨不过这个陷阱，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2012年，我们人均GDP是3000美元，现在增长到1万美元，正好处于翻山过坎的关键时期。现在，我们快爬到山顶了，很累，又背着很重的登山包，很不容易，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增强信心，坚定地迈过这个阶段，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取得胜利。到了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的时候，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子就会更好过一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棘手问题，这几年采取的战略都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已经落实了去产能，把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企业产能降下来，但下一步用什么新产业来替代呢？这就要靠创新，靠产业升级，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现在我们国家搞的产业升级和各种规划，在我看来，步骤和对策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回落下来了，但是质量相对提高了，而且已经趋稳。我们前一段的高速发展，在经济、环境、金融等方面遗留下来很多问题，需要逐个去解决。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并写了一些东西，也跟国外的学者宣讲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战略构想。不管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还是丝路基金，我们都坚持互利互信的原则，帮助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这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扭转了过去一些“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作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把公款吃喝风刹住了，大力反腐把一大批“老虎”和“苍蝇”打掉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高压的态势一定要保持住，必须一直这样严格治理下去。如果不这样下“猛药”，后果不堪设想。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反腐倡廉，从战略规划到制度建设，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不容易。我相信，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稳步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对此，我充满信心。

采访对象：杨益生，1948年6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4月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兼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产业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等。2008年10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杨益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请您讲一讲他制定福州发展战略的情况。

杨益生：好的。我的单位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属于政府的参谋单位。1992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之所以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当时主持制定了福州市的发展战略，即“3820”工程，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进行科学谋划。这是福州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加快福建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制定的。

为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有两次发言。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发言比较感兴趣，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问3年、8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体该如何定。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3年大变样跟福州自己比;8年的话，我们应该与周边的省会城市比，比如与离得较近的广州、南昌、杭州比;20年的话，福州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上，要与台湾相比，与“亚洲四小龙”比。习近平同志很认可这个建议。

习近平同志对“3820”工程指标的准确度要求很高。最后，实践也证明当年目标定得是相当具有科学性和远见性的。可以说，“3820”工程是福州这座城市20年发展的蓝图。直到今天，福州人民对“3820”工程仍然记忆犹新。不可否认，“3820”工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开局、一个基础。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地方城市领导，不急功近利，而是立足于这个城市长远、战略性的发展，从善如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这么一个大的发展框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把福州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在当时，这种提法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没有人敢提，特别是研究城市建设的人。我也曾长期研究城市经济，私下与建设厅研究城市建设的同事谈起这一提法时，他们都说：“将福州这么一个小省会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太冒进、不可行。”但现在回头想，我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提这个设想，不是说让福州“一口吃成胖子”，一步到位就从一个小省会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长远的城市发展目标提出来。“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应该是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尽管福州现在还没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离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比如，福州举办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还将承办世界遗产大会，这些都表明福州正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标。

另外，福州要想立足两岸的话，就必须要与台北作比较，虽然现在与台北相比还差一点，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福州今后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台北。因为，福州的背后是偌大的中国大陆，这就好比当初的厦门与高雄，当时高雄作为世界航运中心，是一个大港，而厦门比它要小得多，但现在两岸的航运中心已经开始从高雄转移到厦门了，厦门已然超过高雄了。20多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同样，福建与台湾的差距，经过20年，已经大大缩小了。我认为，厦门、福州乃至福建这些年的快速稳健发展，都得益于当年习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发展规划。

采访组：请您讲讲1994年习近平同志支持“闽江第一漂”活动的情况。

杨益生：1994年，我们福建有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发起了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活动，叫做“闽江第一漂”。这个活动，一开始完全是民间组织的体育探险和漂流活动。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长江第一漂，在一次活动中，有个人在漂到三峡的时候遇难了，这在全国都很震惊。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方觉得这个活动太民间化了不行，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找到我，认为我们单位是研究单位，又跟省政府有工作方面的联系，他们就想把我们单位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因为我当时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主任助理，是这些参与者当中职位最高的，就让我当了这个活动组委会的主任。我开始对这一活动也不太懂，就这样被他们稀里糊涂“绑架”了。

我之前没有组织过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跟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同，我心里没数，就请示了有关领导。一些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支持，甚至还有两个副省长为这个活动题了字。他们找到我时，就说：“你看，领导也很支持。”就这样，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但既然上了“套”，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

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你赶快去找一下习书记，要争取他的支持。这个活动要是没有官方支持，一是没有经费，二是这么多参加者沿途漂下来，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后来，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这次活动的情况，就给我讲：“这个活动很好，一是可以向自然挑战，二是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把闽江流域这条‘母亲河’的人文、地理、历史都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文化考察活动，通过系统了解，以后还可以拍成电视，或写一本书，专门记载这方面事情。在目前来说，这项工作还是空白点，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还说：“我们福建还是革命老区，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系统地将闽江流域的历史收集起来。”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比较深入，一下子把这个活动应当抓的主题点出来了。漂流活动不应当纯粹是为了好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把沿途的历史文化记载下来。

除此之外，习近平同志还说了一个让我深感意外的事情。他说：“我们福建的闽江口就靠近马祖，你们研究一下这次漂流能不能漂到马祖去，以此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和统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震动，他一下子就把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都点到了，看问题看得很深远。

他还说：“这个漂流既是文化活动，也是勇敢者的行为，我内心非常赞赏，只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去漂，不然我还很愿意跟你们去漂，漂到闽江口去。”他这么一讲，给我大大地鼓了劲。有了市委书记的支持，沿途的几个县长也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还在闽江大桥的桥头挂起了横幅。

当时，我们也思考过漂流活动能否漂到马祖去。经过综合考量，我们认为闽江口海浪太大，而橡皮艇太小，危险性比较大，再加上当时两岸没有什么沟通，怕万一出事，就没有漂过去。而这也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总的来说，这个活动还是相当顺利的。活动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让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把整个活动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由此可见，他对这个活动是非常关注的，用无声的行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由此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同志的内心具有一种坚韧、敢于奋斗的精神和气质。

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习近平同志虽处在领导的位置上，但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不仅把他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而且一下子就把我们这种民间活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次活动最后未能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漂到马祖去，但完成了福建历史上的“闽江第一漂”。至今为止，“闽江第一漂”的石碑还矗立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我们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到时还会请你审核、批准。”他说：“可以啊，你们好好去做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后，他在工作上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施政亮点?

杨益生：1995年，习近平同志就到省里工作，任省委副书记了。当时他主要分管农业、扶贫这些工作。就我了解，他对福建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包含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福建一些地区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面上的治理同点上的突破结合起来，每年给长汀的财政拨款从原来的几十万元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因为福建省的财政状况也很紧张，但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连续8年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并对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后作了几次批示。长汀地区，从过去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一言难尽，到现在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坚持抓水土流失治理紧密相关。

我也曾去长汀做过几次调研，在向习近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他说：“不能为治理而治理，应该将长汀的技术治理、生态治理、社会治理，特别是与经济治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在他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补给农民钱和煤票，让他们去买煤、烧煤，这样他们就不去山上砍木头了。这是他分管农业时做的一件大事，而且成效非常好。这是他在生态治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件事，关于农业综合开发。上世纪90年代初，一提农业综合开发，就是行政命令式的大片挖山种庄稼，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他主管农业之后，就将农业综合开发上升到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轨道上。

第三件事，派遣科技特派员和村官。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农民教育的问题、农村建设的问题。当时他主张科技下乡，建立科技特派员以及村官制度，就不只是“为了农业而救农业”，更是为了解决大量空壳村的问题。当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薄弱，由此造成了农业农村落后。因此，福建很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大的改革——科技下乡。首先就是把城里的科技工作人员下派到农村去，当科技特派员;其次就是组织上采取措施，派机关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这样，就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农业农村落后的一些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时，我曾两次跟他一起去南平调研。我感觉，他在调研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善于抓典型，他觉得哪一个是问题，就深入去调研。他调研的方式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了解一些闪光点。调研中，他讲话也不多。有一次，他跟我讲：“老杨，开头我讲，你不要讲，但是我讲完以后，你要大胆发表意见。”他指导我当参谋，当参谋就要讲真话，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看过我写的一些关于农业的调研报告，还是比较赞成的，因此在调研中就让我把自己的观点说一下。实际上对整个农业的看法，他有一个基本的调子。因此，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几年，我感觉给他写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这一块是最好写的，很容易通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做的成效相当显著，有很多东西可写。

在他任代省长、省长这一段时间，他提出并推动建设“两个福建”，在福建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个是建设“数字福建”，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建设“生态福建”，他一上任就提出“福建要打生态牌，福建森林覆盖率全国最高，保护福建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专门围绕福建生态省建设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并将这项工作批给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在他作的这个批示基础上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也作了批示。

第四件事，解决“餐桌污染”问题。当时叫“餐桌污染”问题，实际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他看到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亲自挂帅，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实行食品安全认证，建立食品安全考核评价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餐桌污染”整治工作，在福建省很快就做起来了。治理“餐桌污染”，连续多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当时，食品安全问题在福建民生工作方面是一块短板，习近平同志就努力去弥补这块短板。我由此感到，他当省长，不是为提高自身政绩去做一些事，而是真真切切地关注民生，他都是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入手，比如水土治理、建设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特别是治理“餐桌污染”，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事情，都需要下大力气去做，坚持去做，但是这些又是老百姓非常关切的事情，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

他当省长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都专门有一个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每一次他都会强调：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为民的政府，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他的政府报告中，我们可以深切了解到，他施政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民办实事。

第五件事，总结“晋江经验”。晋江，如果按照土地面积算的话，只有720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到0.6%，但它的经济总量却占到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基本上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相对来说既做到了节约用地，又能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习近平同志就是通过解剖晋江这只“麻雀”，看到了我们中国在当前的国情下，如何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总结“晋江经验”，并交代我们单位去做好这件事。我们前前后后对晋江作了几次调研，写的很多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都认真地看。后来，他多次亲自去晋江调研，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科学提炼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晋江经验”首先是肯定了晋江。晋江不等不靠，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走上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晋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当然是值得总结的，更是值得推广的。我想，他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所提出的关于中小城市发展的很多重要论述，都是与他总结的“晋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晋江经验”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治理县域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也为他党的十八大之后治国理政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采访对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现台湾研究院）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初访，2020年3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李老师，您好!您37岁时被选为首届福建省政府顾问，是顾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非：1999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很重视科学决策，很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团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点主意，群策群力，这对于党委和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是很有益处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给福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好对台这张牌。习近平同志那时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要统揽全局，自然对这方面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没有设置顾问团。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导听取专家意见，集中专家智慧，为全省工作出谋划策，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后改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团)，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的一员。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顾问团之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

顾问团组建之初，选的专家不多，省内总共才14人，其中厦门大学有6位。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学者，对台工作方面选了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和我两个人。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一点，37岁，是个副教授，按理说轮不到我。我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确定让我进顾问团的，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发表一些大陆对台贸易的文章。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对台贸易，那段时间研究成果比较多，也写过一些内参，包括新华社的内参，还经常在福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评论也比较多，有可能习近平同志看到过我写的文章，对文章内容也比较认可，所以指名让我加入顾问团。

人民网之前也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点赞”过的12个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实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是“点赞”中唯一一位学者。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

李非：顾问团的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只是对台方面，还有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顾问团组建时，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成立仪式，还在会上讲了成立顾问团的初衷。他说：“这次组建福建省的顾问团，目的是集思广益，为福建省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不是摆着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见的提意见、有解决办法的拿办法。”他讲完后，给我们每个顾问都颁发了专家委员会的证书，还安排大家吃了饭。我顺便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给他。那本书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写的，他说他会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会请顾问团专家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每当这个时候，顾问团成员就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咨询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咨询会之前，省政府通常会先征求各个地市、各个部门的意见，但最后一稿，习近平同志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咨询我们的意见，他说“这是定稿会”，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对台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来年有什么打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都会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非常谦虚，亲自询问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一个也不落下，经常开会到中午12点多还意犹未尽，有时还亲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这种做法，让我们顾问团感到很温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尽己所能，倾心道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我们，提问题要具体。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会与大家一起讨论，请我们也围绕这些主题提意见。报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当，我们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见。习近平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很认真地听取和思考，正确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们当时做顾问，觉得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要请你们进行讨论，其他时间也会请吗?

李非：在其他时间，他也会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就召集我们来讨论。每次讨论，都有鲜明的主题，时间上也很明确，安排计划时注重分清轻重缓急，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未来几年的问题，还有长远的规划打算。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专题，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逐一发表意见。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征询大家意见，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无所顾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政策好还是不好，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顾问团都是学者，立场相对比较客观中立，就事论事，不会去迎合、奉承领导，也不会故意跟谁抬杠。正因为如此，顾问团的意见更有科学性、客观性。有时遇到重大问题，顾问团也会有争议，许多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习近平同志的态度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各种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经过比较综合选择后再拍板作决策。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决策越来越科学。我认为，他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这是他的领导艺术所在。

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开创了聘请顾问团的先河。当时，这么做的人很少。聘请顾问团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续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对台贸易与吸引台商投资的工作，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李非：当时，福建对台贸易规模比较有限，但是小额直接贸易在平潭、厦门、泉州、宁德、福州马尾区等地开展得风风火火，经过不断积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议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台小额直接贸易。当时，两岸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大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很不方便，我建议扩大小额贸易的额度，鼓励对台直接贸易的发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通过小额贸易做一些文章，流通灵活一点，政策放宽一点，通过小额贸易促进直接“三通”。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投资方面，福建早期对台是有优势的。很多台商先过来，在厦门投资比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抓住龙头企业的转移，打破这个僵局，加大力度引进台资大企业，从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但问题是，当时的福建正处于转换期，台商在选择内地投资地区时，可以选择“珠三角”，也可以选择“长三角”，当然也可以选择“闽南金三角”。我们顾问团的普遍意见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优势，离台湾这么近，况且许多人文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都是相同的，台商能不能选择在我们这里投资，主要看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和长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提了一些辩证的看法：珠三角、长三角可能因为起步早，会有一些集聚效应。而当时福建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想要吸引台商过来，除了改善投资硬环境和政策优惠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产业链来吸引他们，通过产业链留住他们，带动更多产业形成配套，特别是吸引大企业过来，再围绕大企业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习近平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说这个意见不错，要考虑在内。

从宏观经济上，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了福建省赶超台湾经济的目标。福建那个时候比台湾经济相对落后较多，差距还很大，他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提出建立海峡西岸繁荣带的设想，是极富远见的。看看福建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与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台湾地区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4.22万亿元，而福建的GDP总量为4.24万亿元，福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台湾，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宏伟目标初步实现了。

采访组：福建是海洋大省，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全国排名第二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次专家咨询会，他都会提出要用好海洋资源，加快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但那时的福建省海洋经济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海洋生态遭到破坏、部分海洋产业超出海洋环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务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走出去，通过培养涉外海洋服务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解决海洋经济发展掣肘。他还指出，海洋事业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发展合力。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省通过各方努力，海洋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产值快速增加，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与多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的认识。

李非：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风格高度契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点都是波澜不惊、稳健发展、稳中求进。确实，在当今社会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稳增长、调结构。要发展就不能乱“折腾”，不能翻烧饼，如果政策变动太激烈，会相应地使风险累积，甚至带来危机。当然，转型是很痛苦的，想办法怎么减轻痛苦，怎么能够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现在努力在做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执政伊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走个“过场”，最后或许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难以持续推行下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败工作越来越深入化、常态化。现在尽管还有一些违规、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基本上已经扭转了局面。比如过去的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这“三公问题”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群众的观感很不好，意见很大，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三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一个巨大进步。还有，八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刹住了吃喝风。现在领导干部也都习惯了、适应了，也都明白应酬多了对吃请双方都是负担。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遏制了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对腐败分子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狠抓狠打，很见成效。习近平同志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问题，党的作风得到了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强起来”的诉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特殊，地区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人处在发展滞后的环境当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给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洞悉群众愿望，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梦”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党的十九大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步伐继续加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采访对象：王晶，1958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新大陆科技集团CEO，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新大陆科技集团

采访组：

王总，您好！作为福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您在创业之初就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吧。

王晶：

1988年，我从福建省光学研究所“下海”，参与创办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特别关注关心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

1994年初，原实达总裁胡钢和我等一批创业者决定重新创业。万事开头难，因此萌生了向习近平同志报告的念头。于是，我联系了他的秘书，当晚就得到回复，习近平同志请我们去办公室。

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福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非常小，很简朴。他看到我和胡钢来了，就亲切招呼我们坐下，一落座，小小的办公室显得有点局促了，但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我们倍感温暖。

我们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离开实达重新创业的想法，也谈了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设想。他与我们交流、探讨，并对我们的创业思路表示赞赏，同时也提醒我们：“选择科技创新和实业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福州整体的城市条件还不够好，工业发展滞后，人才资源也不是很好，你们未来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得知我们初步计划落户马尾福州市经济开发区，他当即表示支持，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最后，习近平同志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坚守创新，坚守实业，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扛过去。

这次见面坚定了我们重新创业的信心。于是，我们把企业命名为“新大陆”，寓意从零开始，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拓荒、进取、创业、创新，也明确了企业使命“科技创新、实业报国”。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重要工作部署当中，新大陆与他的具体工作实践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

王晶：

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抓的四方面要务：简政放权、治理“餐桌污染”、生态省建设和数字福建建设。新大陆发展过程，与他的治理思想脉络始终紧密相连。

“简政放权”。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就在福州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地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这带来的便利，早期创业的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都深有感受。尤其是他在福州经济开发区强调的“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要求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说，新大陆和当年其他创业者都是“简政放权”的体验者，更是受益者。

直到今天，福建“机关效能”建设仍在持续提速，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当年勇于打破陈规陋习，以改革的胆略和勇气构建出社会治理新格局，彰显了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的勇气和魄力，坚持放权、放手、放活。

“治理‘餐桌污染’”。这是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持续关注、紧抓不放的问题。那个年头，瘦肉精、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全国首倡全省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和“菜篮子工程”，迄今已足足有20年。这充分展现出习近平同志“民之所忧，施政所思；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的治理思想。

基于此，新大陆积极投身食品安全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紧抓“源头”关键词，探索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闭环式农产品追溯体系，完成“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承建国家兽药追溯平台，参与商务部“放心肉”及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在15个省市建设屠宰、批发和农贸的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生态省”。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前瞻性思路，与如今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是环境建设。他对环境污染问题“零容忍”，高度重视环保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着力解决社会痛点。

当年，福建深受水污染的困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生活污水直排江河湖海，致病细菌潜伏，传染性疾病不时暴发，但因受限于技术，只能采用化学治污，即在废水中投加化学药剂，留下了不少致病隐患；第二，医疗废水排放不规范，大量医院污水直排，内含各种致病病原体；第三，养殖业和海产品出口是当时福建经济的亮点，但由于水污染严重，为了抗病，养殖过程使用大量抗生素，海产品出口日本等国后，常发生因抗生素超标被全数退回的情况，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解决。2000年，福建有关部门引进在荷兰、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过，有着丰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环境技术专家陈健博士，创办福建新大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陈健博士开创了国内紫外线水消毒技术的先河，这种技术相较化学方法，是更加生态有效的物理方法。短短半年，新大陆环保就将技术变产品，那年12月，中国第一套大水量市政污水紫外C水消毒系统就投入运行。

2002年，针对医疗废水问题，新大陆环保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套医院污水处理紫外C灭菌系统，解决了传统治污方法中存在氯气外泄和消毒不彻底的情况，高效、安全、运行良好。为了推广这项技术，当时福建省有关部门还制定了配套的扶持政策，对采用这项新技术的医院予以补贴。一项新技术，只有在有远见的领导人眼里才是宝。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是“数字福建”战略的开拓者，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请您谈谈这一战略最初制定和启动的过程，以及新大陆集团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王晶：

1998年初，国际上首次出现“数字地球”的前沿概念，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3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新大陆调研，他针对信息化发展趋势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鼓励我们加大创新投入，争取更大作为和更好成绩。

两年后的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着眼于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科学决策。他亲自挂帅，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提出“数字福建”建设要先从电子政务入手，打破信息“孤岛”。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福建电视台曾就建设“数字福建”采访了习近平同志、王钦敏同志和我。习近平同志系统勾勒出“数字福建”“四化”的“时空轨迹”：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那时候，老百姓甚至领导干部、企业家对于“数字化”普遍缺乏认知，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趋势，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并将之逐步细化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施政方略，充分体现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2000年6月，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经贸代表团考察香港，并召开“福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说明会”，我和胡钢董事长有幸参会，新大陆等1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体亮相，坚定了广大“数字福建”建设者的信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2001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作出统一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的决定，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新大陆是这一前瞻规划部署的重要实施者之一。作为“数字福建”项目网络工程总集成商，新大陆独立承担“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建设。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抽空见了我（当时我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是这一次会面，让我更全面、深刻、系统地了解“数字福建”战略构想思路和未来蓝图。

“数字福建”建设使政府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在实现电子政务过程中，政府各部门相继建成信息系统。现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全省已有2800个大数据系统。正是基于物理层面的数据大集中，当我们打通信息“孤岛”时，就能形成为百姓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浩瀚数据海洋。

习近平同志的“数字福建”工作实践，为福建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也为“数字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对福建的科技界、企业界关心和支持的事例。

王晶：

还记得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书记、省长和科技厅长都参加，我有幸作为福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参会。当我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时，我冒昧地提出占用他宝贵的休息时间向他汇报，他欣然答应。

这次交谈再次深深触动了我，已是浙江省主官的习近平同志依旧特别关心、关注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发展情况，他对福建的父老乡亲怀有深厚感情，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和事也念念不忘。他说，通过浙江工作后体会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工作要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我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一直在用反思的心态看待过去，他觉得在福建虽然是竭尽全力的，但难免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尽人意，留下了不少遗憾。

最后，我们谈到了对科技创新的看法。习近平同志说，前瞻性、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围绕成果快速产业化、服务社会和百姓。言谈话语之间，充分流露出他对科学家的尊重，对创新人才的好感。

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期间，我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的习近平同志，每年都到福建代表团看望大家，站在国家的角度，对福建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指导。2013年至今，我先后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看望科技界和党外知识分子，体现他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次次宝贵的会面，逐渐加深了我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解。

2010年6月，习近平同志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有幸应邀参加“中国经贸代表团”随访，见证了他在外事活动中的风采，聆听了他充满睿智的系列演讲。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开展对欧盟国家的“破冰之旅”，我有幸作为“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随访德国。习近平同志在柏林发表的系列重要演讲，让我铭记至今。特别是他引用的中国先哲老子“大邦者下流”的名言，强调中国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组：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调研，再次考察了新大陆科技集团，请您讲讲具体情况。

王晶：

2014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视察。11月1日，他再次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在展厅，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说：“按照您当年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的要求，我们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听了这句话，再看了展出的系列成果，他高兴地笑了。

离别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20年前，你们白手起家，当年听你们谈探索创业理念的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20年过去了，你们发展壮大到这个水平，着实不易。我过去多次听你介绍，这次来实地看一看，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也证明了一条，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调研期间提出，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国际市场。他还强调，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2015年，新大陆开启新一轮“从优秀到卓越”战略变革。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大陆立业之本越发明晰——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实现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企业要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找到高效的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行动纲领并付诸实践。新大陆正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正在经历刮骨疗伤、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治理变革的阵痛，并坚定迈上“数字世界新大陆”新征程。这一轮变革的原动力，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新大陆时的殷切嘱托和美好期望。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对您办企业有哪些启发？

王晶：

我有幸多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以及深入沟通和交流。在我的脑海里，习近平同志的为人处世风格向来是亲民的、坦诚的、真心的、重情重义的，他从来不固步自封，更不人云亦云，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真。

我还记得，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一次谈话，因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我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格局。当时，我“鲁莽”地向他报告了社会上听到的风言风语，他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告诉我：“社会上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当领导的心中都明白，但首先要看问题的本质，站在更高的角度通盘考虑，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我恍然大悟，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的这席话，对我后来经营企业、治理企业的帮助很大，我不再深陷于问题中就事论事，也不会再被舆论所绑架，而是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根源所在并加以解决。

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发来贺信。我作为开幕式的演讲嘉宾，阐述了对“数字中国”的理解和实践，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思考，意识到“数字中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和新抓手，是新时代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曾有人问过我，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我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喜欢有使命、有视野、有情怀、有格局的企业家；欣赏务实、低调、知行合一的创新者；赞赏“敢为天下先”、敢拼敢闯、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总之，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家要秉持民族情怀、国家情怀和天下情怀。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和敢于破局的魄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维的系统创新理论，不仅有新理念、新思路，而且还有系统思考、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通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形成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和高屋建瓴。

我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领悟到最重要的是：做事要依大道，谋局要谋大局，眼光要放长远，胸怀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领导者必须持正念、护正心、养正气、善决断、敢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看问题格局宏大，我感觉他早就“一览众山小”了。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敬仰！

《我将无我》

平易近人，重情重义，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意志坚定，无所畏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百姓之心，即是我心，化育人心，化育天下。

以史为鉴，慎思谨言，治国理政，若烹小鲜。

面向未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一览众山。

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一体。

采访对象：陈忠和，1957年10月生，福建龙海人。1976年入选福建男排，1995年调任国家女排教练，协助主教练郎平。2001年2月任中国女排主教练，2009年3月卸任。2009年6月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2016年9月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指导，您好!您长期从事排球事业，为中国女排取得优异成绩作出了突出贡献。听说您在福建期间就与习近平同志相识，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和：我最初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在1996年前后，那时候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我认识他纯属偶然。原国家女排队员陈招娣来福建看望习书记，我有幸陪同前往，就这样认识了习书记。

那时候，我已到国家女排任助理教练，见到市委书记这么大的领导，还是感到挺拘束的，几乎没说什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说话很平和、很朴实，让我觉得他很好接触，也很亲切。后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又见过几次，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就成了好朋友。

我的老家在福建。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福州时经常会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见面聊天的话题，当然大多是中国女排，有时也会谈到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事情。每次聊天，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女排很关注也很了解，当时女排队员的名字和主力队员的打法特点、场上位置他都能娓娓道来，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敬佩。就我了解，在当时体育界以外的省部级领导中，还没有哪一位对中国女排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采访组：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同志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非常重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陈忠和：习近平同志确实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喜欢游泳、登山、足球，偶尔也打打网球，虽然没打过排球，但他对排球运动一直很关注，对中国女排更是十分关心。

那个时候，福建省的体育事业相对而言不那么强，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省里领导的支持。福建原来的竞技体育成绩不是很理想，在第八届全运会上仅获得5枚金牌。习近平同志当时主持省政府工作，他看到了福建竞技体育方面的短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多项举措振兴福建的竞技体育。

比如，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部级以上领导都对口帮助一个竞技队。他本人担任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亲自帮助协调资金、训练、人事、编制等问题，大力支持并推动全省竞技体育大发展。这个措施效果很好，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接下来的那一届全运会上，福建的金牌数翻了一番还多，拿下十几枚金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体育也很重视。在担任省长期间，还兼任省登山协会名誉主席。他说，当这个名誉主席可以带动群众一起健身。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对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女排的关心有哪些事例?

陈忠和：无论是郎平担任主教练期间，还是我担任主教练期间，习近平同志都曾多次看望中国女排，在训练、生活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

2000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召开现场办公会，主要是研究给漳州基地新建训练场馆和运动员宿舍。当时，漳州基地比较老旧，训练场馆和宿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住宿条件简陋，训练场馆密封性差，配套功能训练房老旧，达不到训练要求。

习近平同志带队考察，现场办公，对上协调国家体育总局，对下协调省财政厅、省体育局，当天就把新建基地场馆和宿舍的事情定了下来。2001年项目动工，2003年投入使用。近20年来，中国女排每年都会在那时新建的训练馆备战集训。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新老女排队员们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感激之情。

2001年夏天，我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间还不长，把队伍拉到漳州基地训练。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期，成绩不理想，也没有人赞助，一时受到冷遇，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赶到漳州，看望中国女排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当时我正在训练馆带领姑娘们训练，习近平同志一下车就来到训练馆，见到我说：“忠和，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女排。”我特别感动，激动地说：“谢谢习省长!您给女排队员们讲几句话吧。”等我把女排队员们集合起来后，习近平同志作了讲话。他一方面鼓励中国女排姑娘们要严格训练、科学训练、刻苦训练，在国内外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他要求漳州市政府和漳州基地领导精心为女排队员搞好后勤服务，确保吃好、睡好。他对中国女排的关心，让我们全队都非常感动，深受鼓舞。

这一次视察，习近平同志还从省长基金中拨给我们50万元，雪中送炭，及时解决了中国女排当时在训练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那以后，队员每天的伙食标准增加到100多块钱，不仅伙食有了明显提高，而且还有充足资金给大家买营养品，用于补充大运动量封闭式训练所消耗的体力。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我带的中国女排仍处于低谷期。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队伍，认为这支中国女排拿不到冠军;也没人看好我这个教练，认为我水平不够。很多人喊着要请洋教练。另外，不少人认为那一届女排队员个子不够高，平均身高1米83，不占优势，当时国外强队的平均身高都在1米88至1米90，而且当时的中国女排又都是新队员，没有明星球员，大家看不到希望。为了不辜负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对中国女排的关心和支持，我狠下一条心，一定要把中国女排带出低谷，重新走上领奖台。记得那些年，我和女排队员没有放过一天假，每天早出晚归。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中国女排经过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终于获得瑞士女排精英赛冠军、俄罗斯女排总统杯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第九届女排世界杯冠军。2004年8月，在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击败俄罗斯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

当我们从领奖台走下来后，我很想给习近平同志汇报，但考虑到他工作那么忙，就没有为这件事专门联系他。我感到，以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女排的关心，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好消息，他的心情一定是和中国女排同频共振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和您以及中国女排还有接触吗?

陈忠和：200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我在那年秋天带领中国女排到宁波参加一个比赛。习近平同志专门邀请女排在杭州停留休整一下。那天，他在西子湖畔接见我们，并派了一辆很漂亮的大巴车，请女排姑娘们乘车游览杭州西湖。到了西湖边，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船，请大家登船荡漾西湖，释放一下长期训练和比赛的紧张与疲劳。我们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对女排这次来杭州如此重视，晚饭前还专门向中国女排致辞。当时讲话的大致内容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女排全体队员和教练的欢迎，今天请大家到美丽的西湖畔坐一坐，主要是老朋友聚会，请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之余放松一下。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对中国女排就很关注，我和你们的教练都是好朋友。今天聚会主要看望一下你们，听说你们要在宁波比赛，希望你们在比赛之前能够更好的放松，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现在，虽然我从福建调到浙江来工作了，但是你们女排无论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支持，会帮你们解决问题，使你们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女排有优良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女排精神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女排精神，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习近平同志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讲这段话的，充满了感情。讲话结束以后，大家集体到外面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后来，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把照片寄给我，其中还有一张他听取我汇报时的照片。

采访组：据了解，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到上海工作以后，对您的工作和体育事业仍然十分支持。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陈忠和：2007年7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中国男排有个事情找我帮忙。当时，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和中国男排签署了一个赞助协议，合同签好后，恰好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换了，新任总经理想推翻这个协议，他认为当时为国争光靠的是女排，男排的成绩并不突出，因此宁愿支付赔偿金，也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中国男排当时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协议一旦推翻将会承受比较大的损失，因此就找到我，对我说，你跟习书记熟，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帮助协调一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当时有同事劝我说，你因为这件事麻烦领导，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深深知道，习近平同志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始终如一的，只要反映真实的困难和问题，他一定会帮忙的。虽然现在女排成绩好，各方面赞助多，不需要请他帮忙了，但万一女排的情况不好了，我还会硬着头皮去找他。现在男排处在低谷，遇到了困难，好不容易有个赞助还要泡汤，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帮这个忙。于是，我就跟习近平同志的秘书取得联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希望他能够帮助协调一下。

6天以后，我带领女排在香港比赛期间得到消息，这家企业的态度转变了，决定继续和男排合作，履行协议。后来，这家企业每年都给男排400万元赞助，连续给了4年。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多年以前中国女排低谷的时候，还是在中国男排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这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对中国体育的关心支持不是一时一事的，也不是唯成绩论的，他对我们不仅能做到锦上添花，更能做到雪中送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我们训练馆看望女排，给我们鼓励加油。我们对阵古巴的那天，习近平同志偕夫人彭丽媛老师一起来观战。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坐在主席台，彭丽媛老师向我们招手打招呼，我们都很开心。当时，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接触这么多，我想尽快赢得比赛，再把他请下来，给队员讲几句话。比赛一开始很顺利，我们2比0领先，可惜后面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指挥上有些着急，又错过了很多机会，最后我们2比3输给了古巴。那场比赛输了，我们都很伤心，散场之后就走了，也没有请他下来讲话。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后来，我离开教练岗位到福建省体育局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和习近平同志还见过两次面。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跟我握手，说：“忠和，你当领导习惯吗?”我说：“还好，还好，省里面对我很关心。”我当时非常感动，时隔多年，虽然我已经不再担任教练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我。

2016年8月21日，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郎平教练带领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获得金牌，重回世界之巅。那场比赛太精彩了，我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一定抽时间看了，看到女排夺冠，他一定很高兴。一直以来，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女排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女排精神凝聚了几代中国体育人的奋勇拼搏，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很大分量，现在和以后都将焕发夺目的光彩。

我还记得，中国代表团从里约奥运会凯旋归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笑容，我心想，他这么多年支持体育事业，不仅发展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而且弘扬了宝贵的体育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采访对象：张红，女，1952年5月生，福建仙游人。1982年起任《福建日报》校对员、文艺编辑、驻站记者、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机动采访处副处长、经济采访部主任、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群众工作部主任。2002年起任《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2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张红同志，您好！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张红：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而我那时也刚被《福建日报》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那天，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我问他：“毛副市长不在？”他回答：“不在，刚出去。”我又问：“你是他新来的秘书？”他说：“不是，我姓习，我叫习近平。”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福建日报》驻厦门的记者。”他说：“你请坐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还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和他认识了。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比我还小1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我心想，习近平同志才32岁，来厦门当副市长，太年轻了吧？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挂帅作了一个《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集了100多名专家，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善于贴近群众，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

采访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那时您已调回福州。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

张红：

是的。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工作了两年，接着又调到福州。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如何改变面貌？他提出了以“滴水穿石”精神振兴闽东，并强调要有“弱鸟先飞”意识；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拓展思路、明确任务、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农林水利，我恰好是《福建日报》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因此多次跟他下乡。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如鱼得水。

1999年春节，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五老人员”。“五老”是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那期间，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假期很短，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很兴奋，就撒娇不肯坐座位，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下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笑着说：“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他说，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妈妈！”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去唱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吃饭期间，小姑娘跑进跑出，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彭老师笑着说：“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将来长大了，叫她过来，她可能都没空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很感人。

采访组：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

张红：

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是很有眼光、很有气量、很得体的。1993年，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港台信息报》当常务副总编，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客观地搞清楚事实，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工人们情绪激烈，拒绝上班。

事情反映到报社，我带了两名记者，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工人居住处采访，同时约见当事人、目击者，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永骐事件纪实》。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开放办领导把《永骐事件纪实》上交习近平同志。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领导会不高兴。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在我们法治国家，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论在哪里，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二条，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第三条，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很坦诚，也很得体，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把握时机，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进而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见做。

不久，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我们密切配合，及时在《港台信息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为了平息民愤，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永骐事件纪实》。事情过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永骐事件纪实》还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担当和智慧。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报喜不报忧，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摆弄了半天才修好。到了省政府大院时，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对习近平同志说：“你看你看，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上车了。

《福建日报》许多记者都说，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因为他待人很真诚、很亲切，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新闻稿也好写。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我记得，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建日报》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他说：“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分寸要把握得很好。”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少一秒钟还不熟，多一秒钟就老了。”

大概是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部门要聚餐，大家都说，请习书记也来，一起欢聚一下。余养华就找到他说：“我们部门要聚餐，请您一起参加。”习近平同志笑着问：“你们哪有钱聚餐？”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卖旧报纸的钱。”习近平同志说：“那我先请你们。”过了几天，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作陪。我们“撮”了一顿，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

采访组：

1998年，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

张红：

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进藏第一天，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从拉萨赶往林芝。一路上，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路上都是碎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到林芝后，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否则会缺氧。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人家要给我氧气袋，我说不用。回房间后，我洗完澡又洗衣服，后来上床睡觉，感觉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自己住一间房，怎么喊也没人听见，我就拼命挣扎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赶紧冲到楼上，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1点，就问保安：“这么晚了，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保安说：“没关系，一个年轻人的，他还在看电视，一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把氧气袋让给我？”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是我。”我说：“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他说：“对啊，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 

在林芝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去朗县那条路，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路面很窄，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腾，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非常可怕。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在西藏，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高原反应，倒得稀里哗啦的，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他却神采奕奕的。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很关心援藏干部。那次进藏，他把到县里、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那次，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他说：“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采访组：

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红：

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用民间的话来讲，他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只记得政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在福建期间，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

1997年5月，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活十分困难。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我随团采访。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群众住的茅草房，雨天满地流水，台风一来，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屋里就直接见天。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居无定所，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解放前被称作“疍民”，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空间狭小，风颠浪摇，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时间久了，脚伸不直了，膝盖也弯了，多数人患了风湿病。那次下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茅草房户”“连家船户”。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跟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了解苦情，探讨解决的方案。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很快，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分管过《福建日报》群众工作部，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是仙游县榜头镇人，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屡立战功。因为没文化，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是残疾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拖了几年，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李朝金病情危重时，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其中一个读高中了，成绩很好，但是因为经济困难，面临辍学。2002年5月，百般无奈中，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并请求各级“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看了老人家的信，我非常同情他，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写出通讯《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晚年却遭遇疾病、陷入贫困的故事，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福建日报》见报之后，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很感动。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请你代捐给李朝金。”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残和‘五保’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

2002年七一前夕，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紧紧地贴在胸前，老泪纵横，在场的人莫不感动。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爷爷过世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厦门工作，已经成家立业。每年过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他经常说，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张红：

有联系。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把我们当作朋友。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省长调浙江，后天走，明天上午10点半，你有空过来一下。”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闽浙两地靠得近，大家来往很方便，今后，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听他这么说，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我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2004年，我到杭州出差，还去拜访了他。他很高兴，热情接待了我。每年过年，我都寄贺年卡给他，他都给我回。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但是之前每年都寄，今年也不好断了，就试写了一张。没想到，他又给我回了一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福建17年4个月。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

采访对象：黄世宏，1948年5月生，福建厦门人。《福建日报》高级记者。曾任《福建日报》负责报道省领导班子新闻的屏山记者站站长。200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世宏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在哪一个时期与他接触比较多？

黄世宏：我与习近平同志接触较多的时期，是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时候。当时我是《福建日报》屏山记者站站长。福州城内有三座山，就是屏山、于山和乌山，省委省政府坐落在屏山边。屏山记者站是《福建日报》为宣传报道省委省政府时政活动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福建重要时政活动；三是采写涉及全省发展战略和重大典型的报道。

采访组：对您而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多时间里，他哪一句话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世宏：“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是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2000年元旦刚过，习近平同志召开新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我与会采访并进行新闻报道。习近平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新的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规划，其中让我铭记至今的一句话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他罗列了当前某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二字的种种表现，毫不客气地指出：“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在那次讲话中，他对怎样才能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我在写新闻报道稿的时候，深感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新闻性的，就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句话，而且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讲话内容。所以，我所写的新闻稿就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作为主标题，内容也围绕这一主题加以组织、提炼。稿件第二天在《福建日报》头版刊登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稿件被评为当天《福建日报》一等好稿，后来又被评为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篇稿件发表没多久，省里“两会”召开了。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句话。又没过多久，春节来临，我跟省领导去给驻闽部队和离退休老同志拜年，他们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谈起这句话。全国多家媒体，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当时发行量居全国前列的《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以及《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也都在一版转摘了这篇消息。不久，《人民日报》也用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可见，这句话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采访组：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中，关心和关注群众的难事急事，是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您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黄世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就讲一件吧。大约是2000年，习近平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写给他的。来信的大致内容是：他从山区来福州市打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随着来省城。孩子一年年长大了，已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上学读书。他希望省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外来打工者就地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信的内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就把这封信批给福州市，请他们就这封信做调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但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一家人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习近平同志一直放心不下。因为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单位，所以写信人的身份未能知晓。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信封是福州一家外资首饰企业印制的，信纸也是这个单位的。他就猜测，写信的人可能与这个单位有关。

习近平同志特地吩咐秘书给这家企业打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找到这个人。秘书把电话打到这家企业，厂长得知省长关心这件事，相当重视，马上组织寻找，最后果然找到了写信的人。

这样，习近平同志就跟这个写信人联系上了，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现在已经敦促福州市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请你放心！”

福州市接到习近平同志指示后，组织了工会、教育等几个相关部门，就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看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打了报告给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为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读书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件事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全省不少地方，特别是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县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促使福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党代会的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和“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党永远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最大的期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您曾跟随他赴晋江调研采访，请您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

黄世宏：我对“晋江经验”的诞生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并以此推动指导工作。每年，他都要给自己选定一两个主要调研题目，作为重点来研究，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当年调研的重点定在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晋江市。他做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搞得好，能有效提高整个省的经济活跃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一直很注意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中，他先后7次亲临晋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2002年6月这次赴晋江调研的目的，就是要好好总结晋江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前还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县，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在新形势下，全省又应该如何学习推广发展“晋江经验”。

习近平同志先派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打前站，到晋江做了一些初步调研。在听取他们的调研汇报后，2002年6月15日，习近平同志便带着我们赴晋江，考察了几家龙头企业，参观了火热的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一起座谈，并听取泉州市、晋江市领导的汇报。最后，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晋江经验”发表了看法，并总结提出了晋江“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六个始终坚持”就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五大关系”就是：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6月16日，我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适应新形势创新“晋江经验” 大力提高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为题，报道了习近平同志在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的消息。7月6日和7日，我又根据习近平同志总结“晋江经验”所作的指示精神，先后在《福建日报》撰写发表两篇长篇综述：《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晋江经验”启示录（上）》《让科技真正成为“驱动器”——“晋江经验”启示录（下）》。7月6日，我还在头版撰写了《再谈“多几个晋江县”》，作为1990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多几个晋江县》的续篇。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10月4日，《福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习近平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从那时起，“晋江经验”开始全国闻名。

不久，习近平同志调到浙江省工作。我与省里的干部群众和晋江的同志聊天时常说：“我们很幸运，习近平同志专门为我们一个县进行调研，并总结出很系统的‘晋江经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继续把“晋江经验”发扬光大，稳步走在全省最前面。晋江近20年一直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抓“生态省”建设的情况。

黄世宏：在建设“生态省”这项工作上，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福建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坏生态的情况，但全省生态的总体状况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和设计“生态省”发展规划，不仅及时保护了福建生态环境，也为“生态福建”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概念，可不是作为口号提提，他始终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制定方案，请专家组来论证，亲自听取专家意见，赴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对“生态省”建设作出一系列周密部署。通过他的努力，福建的“生态省”建设顺利起步。现在回顾起来，在很多省还没有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亲自主持，把完整的“生态省”建设方案拿出来了。

福建为“生态省”建设召开很多次会议，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开展研究、怎么进行部署的。这些细节和过程的主要情况，在我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记录。我在这里主要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研究和部署“生态省”建设中，交了一个科技教育界的好朋友——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

林教授在科技上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用菌草替代木头来种植食（药）用菌。改革开放之初，福建乃至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靠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致富，但种植这些食用菌需要大量的木头，农民增收的同时，山上的树却被砍得差不多了。树砍没了，食用菌无法再种植，生态也被破坏了，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鉴于这种情况，林教授就积极研究以草替代木头来培育食用菌。但草和木头在生物学上是有很大界限的，按理说是不能跨界的。面对种种非议和科研上的艰难，林教授勇往直前，通过多年刻苦攻关，终于从千万种草里面发现、筛选出可以代替木头培育食用菌的菌草，而且效果比用木头还好。林教授的科研成果，既能够有效地扶贫，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这恰恰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当时谋划的福建“生态省”战略构想。林教授的技术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全国有400多个县来考察学习。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派专家、学生，到菌草诞生地——福建农林大学向林教授学习菌草种植技术。

习近平同志得知林占熺教授的事迹，把他树立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还专门在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议，授予他一等功，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向林占熺教授学习，并从多方面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现在，20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还一直在关心林教授菌草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工作。这株“小草”，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也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成长为“参天大树”。林教授的菌草技术已列入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科技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多领导工作理念，与他现在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黄世宏：确实，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不少领导工作理念，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提倡和支持在扶贫开发中开展“造福工程”，这一工程对那些偏僻地区、脱贫无望的农民进行易地搬迁，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重建家园。

还有他亲自主抓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福建沿海过去有很多渔民，一生都在船上住，几代人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过，生活条件很差，还随时面临着台风、洪水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期间，花了很多心血为他们创造上岸定居的条件，先后让7万多名连家船民上了岸，住到现代化的新村里面去。

还有，南平市从机关向农村下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镇流通助理，一起破解“三农”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农民欢迎。习近平同志得知后，把它作为2002年的调研专题，并于4月6日赴南平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在全省推广。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科技特派员等举措形成制度了。

此外，“数字福建”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严治党，“不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现象发生”；共产党员要有“滴水穿石”精神……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都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期间率先提出并带头实践的，也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福建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随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丰富和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采访组：您在屏山记者站工作期间，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请您讲讲那次重庆之行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世宏：1999年，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受省委委托，带领福建代表团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那次，我随代表团一起前往，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代表团里有福建各地市委书记或市长、省直机关领导和省工商联组织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到重庆的当晚，重庆市委就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晚饭后，代表团就坐了一艘客轮往万县进发，并在船上过夜。

上船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船上的大厅里开会。他详细说明了省委下达给代表团的任务，也讲了这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注意事项。

习近平同志说，省委这次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中央安排的福建对重庆的对口帮扶工作。省委委托他带300万元支持重庆市，参加的各地市和厅局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看看具体怎样给重庆一些支援。省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也请多想想怎么做好支援工作。

习近平同志讲完这番话之后，各个地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纷纷发言，谈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规划了一些项目意向，并敲定了对口支援的数额。大家在会上当场算了一下，加上省委给的300万元，共有将近900万元的资金，此外还有一些合作项目。

会议开得很顺利，9点半左右就结束了。习近平同志说：“大家今天都很辛苦，离休息还有点儿时间，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一起唱唱歌吧！”很快，大家很尽兴地随着音乐伴奏唱起歌来，气氛很好。习近平同志也唱了好几首歌，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快到11点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大家就都回船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万县，举行了一系列对口帮扶活动，召开了一些项目对接座谈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方面没想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代表团，送来这么多资金和项目，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临时打算增加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在万县为福建代表团举办一场舞会。

下午3点左右，他们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习省长，您带领福建代表团来万县做对口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项目和资金，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打算增加一个活动，为欢迎福建代表团举行一场舞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没有了笑容，他严肃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允许为任何领导举行专场舞会。这个舞会我一定不能参加，你们也最好不要举行。”

万县的同志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已经布置了，也通知下去了。后来，他们又找习近平同志解释说：“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专场舞会，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晚会，表演五六个小节目，表示对福建代表团的欢迎、感谢，顺便请大家一起跳跳舞，还是请习省长支持一下，不然我们实在下不来台。”

习近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这样，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晚会开始时，我带领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等小节目演完之后，我们代表团就退场，后面的舞会就你们自己跳，这样好不好？”

于是，万县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开了这场晚会。五六个小节目表演完，习近平同志很得体地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之后，他带领福建的同志们退场，让万县的同志留下来跳舞。由于事先有沟通，万县的同志也都能理解，晚会的气氛很自然、很欢乐。在不违反规定的同时，又接受了东道主的一番好意。

习近平同志做人、做事、做官都能够坚守住他的底线。他在福建工作多年，交了很多朋友，但他做事一直都有很明确的底线，能做的事他用心做好，不能做的事他绝对不做。但同时他又不教条，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讲究灵活性，让事情在原则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解决。

采访对象：孙永明，1955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二级作家，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从1995年开始跟踪记录福建省援藏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曾经20多次赴藏，2000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援藏岁月》，创作有援藏三部曲剧本《追你到天边》《太阳和月亮》《美丽的故事》。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初访，2020年1月9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孙老师，您好！您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曾经20多次赴藏，也曾跟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一起进藏接送援藏干部。请您谈谈那次行程。

孙永明：1998年，习书记率第二批福建援藏干部进藏，同时迎接第一批援藏干部返回。那一次他带的随行人员很少，除了他的秘书，还有《福建日报》随团记者张红。我不是习书记指定去的，他那时并不认识我。当时，有的同志不太敢去西藏，我因为常年跑西藏，就自告奋勇去负责电视报道。

1998年6月17日清晨，习书记率领我们一行飞抵拉萨贡嘎机场，把福建的援藏干部送进藏。习书记是当时全国各省送干部进藏规格最高的一位领导。按照组织部门的安排，援藏干部须留在拉萨短暂学习和休息，但习书记为了深入了解第一批援藏干部的情况，决定抓紧时间率先遣队向福建对口支援的林芝地区进发。贡嘎机场到林芝政府所在地八一镇之间有530多公里的漫长路程，缺氧、道路坎坷，我们乘车走了一天，抵达八一镇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习书记和大家同甘共苦，一路上的艰辛难以言表。

第二天早晨，习书记便和地委书记金喜生、行署专员才旺班典、福建援藏队长邓保南等同志座谈，了解福建在林芝地区的援建情况。这一天，习书记还专门前往解放军驻西藏林芝某部，看望闽籍战士。座谈会后，他对战士们说：“你们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守卫祖国的边疆，我谨代表家乡人民向你们表示慰问。你们是福建人民的骄傲，也是西藏人民的骄傲！”

座谈会后，习书记还深入战士们的宿舍、阅览室，摸摸他们铺得够不够厚，盖得够不够暖，看看他们平时都读哪些书报。他叮嘱战士们要弘扬老西藏精神，安心服役，早日成才。他说：“在这样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地区和部队里生活，你们一定能够经受锻炼和磨难，很好地成长。”

安排后面的行程时，习书记提出要先去朗县。我听他这么说，心中一惊。我已是第9次进藏，对朗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自然条件很恶劣，路途非常艰险，而且习书记经历了两天的旅途劳顿，现在去朗县身体会吃不消。我就劝他说：“习书记，去朗县的路很危险，建议您不要去。”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也劝他不要去。但习书记语气平和而又坚定地说：“谁都可以不去，但我必须去。”

6月20日一早，天空一片蔚蓝。习书记带着几个人赶往朗县。从八一镇到朗县340多公里，大部分路段紧挨着雅鲁藏布江，很多路段窄到没办法交会车，一路上惊险异常，车窗外紧邻着万丈深渊，下面就是湍急的江水，看一眼都会觉得头晕目眩。当年，当地一个副县长一家连人带车掉到江里，无一生还，酿成悲剧。

不过，我们那天倒是一路有惊无险。经过米林县境内卧龙乡唐崩巴新村，他停下车走进村子。这是由高海拔贫困村搬迁下来形成的新村。这个移民村是他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时指导福建援藏干部叶康勇、李振泰他们帮着建成的。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把在宁德地区形成的脱贫思路带到了西藏进行实践，并在之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科学思想。

我们平安到达了朗县。习书记首先到援藏干部住的地方看望他们，关心询问大家的生活情况，包括如何做饭、如何与家人联系等细节问题。他还先后跟援藏干部和全县干部开了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一下援藏干部的工作情况，了解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然后，习书记还去看了道路、宾馆等一些建设项目。

之后，我们又从朗县出发，经米林农场，到米林县，再回到朗县。这中间，他还到牧民家里看望藏族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收入多少？家里几只羊？牦牛多少头？他很真诚，工作做得非常细，给西藏牧民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一直到多年以后，朗县和米林县的牧民提起习书记，都是赞不绝口。

我1995年跟随第一批福建援藏干部去西藏，此后又陪同过很多领导，但习书记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怕危险，不怕艰苦，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亲和，善于和人交流，能在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过程中不断获得可靠信息，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从那时起，我就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这个领导蛮特别的。

那几天的行程中，习书记有很多讲话，充满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当地的干部职工大会上，他代表福建省委向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干部在这里，你们给了很多关照。感谢你们给福建干部的关心和支持，为我们福建培养了他们，锻炼了他们。”他的真诚与谦和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还有一次是在八一镇同第一批援藏干部座谈时，习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头上援藏的光环会慢慢地淡去，但是你们必须保持援藏的精神，回去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不要把当官作为目标，要把做事、做好事作为方向。”

当时，很多人对这一批援藏干部预期很高，认为他们回来后可能会提拔。但是习书记说的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很有远见，首先强调要摆正心态。习书记的这番话意义重大，一直传到现在的第9批援藏干部，还在一批批往下传。

我一直比较关注西藏和援藏干部，也见过一些福建的或其他省的领导到这里来讲话。但是习书记截然不同，他没有照本宣科的话，完全是出于兄弟般的感情在讲真话。他也知道，援藏本质上是一种奉献，事实上与提拔也没有绝对的联系，所以他不希望第一批援藏干部过多抱有这种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可能会带来负面情绪。

习书记在林芝地区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会上，当时的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挂职林芝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的邓保南同志先发言，他介绍了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感谢当地干部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讲述了闽藏之间感情融洽的感人事例。

邓保南同志发言结束后，西藏干部才旺班典同志再一次回顾起福建的同志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青春与热血的感人事迹，讲到动情之处，他流下热泪，说：“西藏的发展，真是援藏干部用命换来的！”

最后是习书记讲话。他站起来时，我看到他眼圈也是红红的。他先向台下鞠躬，然后又向台上的当地干部和援藏干部鞠躬，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首先，中央关于援藏的决策非常英明，中央的援藏方针要坚决贯彻。福建尽其所能响应中央的号召，已经把林芝地区作为福建省的一个地区来考虑共同发展，在林芝地区完成了第一批援藏的任务。其次，福建援藏项目的落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爱，感谢林芝地委行署对援藏干部的关心与厚爱，我谨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林芝地区的领导和在座的干部表示感谢。再次，表扬邓保南同志、许少钦同志、叶康勇同志、陈景辉同志等第一批援藏干部，你们没有辜负党的重托，没有辜负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们不仅和当地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还用自己的行动激励着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福建人民感谢你们！这种精神是孔繁森精神的体现、老西藏精神的发扬。邓保南同志是窗口，你很好地对接了两地的交流，为增进闽藏两地的感情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寄希望于第二批援藏干部，希望你们能继承和发扬第一批援藏干部务实创业的精神，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脚踏实地，共同努力，再创佳业！”

习书记的这番话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又充满了感情，讲得大家都很激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采访组：在西藏的几天时间里，您和习近平同志朝夕相处，一同工作。请您讲讲你们之间的交流吧。

孙永明：我和习书记初次相识，挺谈得来，关系很融洽。

迎送援藏干部那天下午2点，正是高原太阳最毒的时候，习书记亲自到场等候。当地按照计划组织中小学生、干部站在道路两旁，迎接第二批援藏干部，送别第一批援藏干部。作为负责人，习书记也站在那儿等。可是站了一个多小时，第二批的队伍还没到达。当时通信还不是很发达，第二批援藏干部什么时候到，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有在那里等。

习书记个子高，身材又比较魁梧，这样的人在高原上，如果长时间站着很容易缺氧，我就搬了一张木凳子给他，说：“习书记，你很累，先坐会儿吧。”习书记看到小学生还都站在那里，不愿意自己坐下来。我反复劝说，他才稍微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在藏期间，他和我聊了不少读书的事，从世界名著，聊到最新的一些出版物。他读的书很多，而且涉猎甚广，尤其是他读书后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产生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我是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但是在这方面与他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通过交流，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了。

后来我想，习书记的阅读和思考，为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打下了重要基础。他不仅知识广博，而且很有人情味，他跟援藏干部说的那种由衷的话，不仅饱含了情感，而且给人很大的启迪。

后来回到福建，通过进一步的接触我才了解到，习书记的阅读量是非同寻常的大。他每天忙完公务后，几乎都要阅读到深夜。我问他为什么看这么多书，他说：“没有知识，我怎么做工作？”他说“做工作”其实是谦虚的说法，他当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做的是“领导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边散步边聊天。走着走着，我们看到对面有个寺庙，在湍急的江水和险峻的群山之中，显得非常宁静祥和。我们端详了那座寺庙很久，习书记有感而发，就跟我讲起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和十世班禅的故事。他说：“我父亲跟班禅是好朋友。我们做民族工作，一切要以团结为主，要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聊天当中，习书记对我为什么总跑到西藏来感到奇怪，他问：“听说你来过很多次西藏，这是第几次来了？”我说：“第9次了。”他说：“你怎么老跑西藏呢？”我回答说：“我跟他们太有感情了。”“他们”指的就是援藏干部。接下来，我给习书记讲了几个援藏干部的感人故事。

我说：“习书记啊，有人写遗书，你知道吗？交通厅的陈景辉，他去墨脱修公路之前，写了遗书。”陈景辉是福建交通学校团委书记，援藏期间任林芝地区交通局副局长。

习书记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墨脱很艰苦。他就说：“陈景辉去墨脱？就是白白胖胖的那位同志？”我说：“是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皮肤很白，太阳怎么晒都晒不黑，第一天晒红了，第二天又白了。”习书记说：“西藏的条件很艰苦，他真不容易。”

我说：“这批援藏干部付出的代价很大。”习书记说：“你也不容易呀！”我说：“我三天两头就回家了，没关系。”他说：“你有一次待很长时间。”我说：“是，我那次待了4个月。我一直在拍纪录片《闽藏情》，定期给福建台送。”

习书记问我：“你除了拍《闽藏情》，现在在写什么？”我说：“我还准备写《援藏岁月》。”他说：“写完一定要给我。”我说：“我现在知道了，你很会看书，但是我这本书的水平不行，成不了名著。”他真诚地说：“这是历史啊。一段历史，应该要有人记录。”

后来，我在《援藏岁月》里写了一句话：“历史非常无情”，就是从习书记的这句话里得到的启发。我想，1995年，福建省派22位干部到西藏工作了多少年，做了哪些事，援藏干部的个人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没人知道。历史很无情啊，所以我就想要填补这段空白。习书记很支持我写这本书，所以书一出来，我就第一时间送给了他一本。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在一个地方吃完午饭，准备出发的时候，我扛着摄像机，等着队伍出来，等了很长时间，他还没来，我就回去找他。有人告诉我，习书记在餐厅和厨师握手。我就赶快回去，拍下了一组镜头。那时，他已经跟他所在楼层的服务员握过手了，还一定要去厨房。当地的领导干部对他说：“我送您走吧！”他说：“不行，人家为我服务，很辛苦，我要去感谢一下。”

习书记离开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跟宾馆的服务员、厨师握手，表示感谢，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烧的菜很好，谢谢你们！”有的厨师、服务员会提出跟他合影，他都很乐意。现在他也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里，人家想和他合影，他都很乐意。他没有官架子，能体谅别人，让我印象深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领导岗位上，对于援藏项目都提出过哪些要求？

孙永明：按照中央指示，福建省的援藏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时候习书记是福州市委书记。他任省委副书记以后，就确定了福建援藏的具体项目，主要是通过解决西藏的基础建设问题来推进西藏发展。

20多年以来，福建在西藏留下了很多东西，修了福建路、厦门广场、福州街和林芝地区的人大办公楼，还帮助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用水问题、粮食品种问题，等等。福建的援藏传统和援藏精神在习书记的支持下一批一批传承下来，现在已经到了第9批。

那次从西藏回到福建后，习书记始终关注着援藏的具体工作。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拟定了几个项目请他批准，他见到有些华而不实的就会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这样制定，要拿出你们的依据来。”“你们要拿出几个能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项目来，其他的不要讲太多。你首先告诉我，如何改善老百姓的卫生条件、住宿条件，如何把放牧区和居住区分开来，让老百姓有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每一个项目，每一件事，习书记都问得很具体，很详细。他始终认为，援藏，必须以扶持百姓、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为主旨。持续不断地关注和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他从政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从来没有偏离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采访组：从西藏回来以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

孙永明：西藏是一个无比美丽、无比圣洁，又充满艰险的地方。那次和习书记一起在西藏，我常看到习书记嘴唇发黑，走路气喘。他毕竟长期在内地生活，加上身材魁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高原反应还是挺大的。但是他很坚强，能挺得住，从不喊苦喊累。在“世界屋脊”面前，无论多么强悍的人，都是在用生命挑战。因此，从雪域高原一路走来，你会对同行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一直记得习书记，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干部，只是因为进藏的那一次经历，习书记后来还一直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我，习书记就会问：“孙永明老师现在在干吗？”大家听到后都会传话过来，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一直没好意思去打扰他。我认为，与一个杰出的领导人认识并不一定要来往密切，更应该关注他的举措，向他学习，支持他的工作。比如，他在福建搞的“菜篮子”工程，就是关心民生的重要举措；他推动“数字福建”建设是理念非常超前的。他影响了我，我开始做一些新的创作探索，就是受他的启发与指引。

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实“打扰”了他。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视剧，就写了个故事大纲交给习书记。他很快就作了指示，写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请省委宣传部审核。”但是，他随后就批评我了：“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公家的事。但你要走正规渠道，不要凭着私人关系来。以后，你必须按程序送上来给我，不允许越级。下不为例。”

习书记有他的从政原则，有他为人的准则。他很严肃地提醒我，不能因为你和我认识，就可以直接找我去办某些事，即使办的是好事，是公家的事，也是不允许的。从人格到党性，习书记都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经过他那一次的提醒，我把这个原则就牢记在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之行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他当时是省委副书记，我只是一般干部，我们坐在一条木板凳上，一人坐一头，谈歌德，谈托尔斯泰，谈基辛格……这段经历是我的荣幸，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和他能有这么一段“偶遇”。这也是我在西藏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您开始参与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都有哪些支持？

孙永明：1997年5月，我接受福建省政府扶贫办的任务拍摄宁夏介绍片，由扶贫办林月婵主任带队到宁夏，为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打前站。任务完成后，我们将拍摄好的电视片送到省政府会议室，给当时的领导们观看。会上，大家分别介绍了宁夏西海固的贫困情况，各级领导汇报了各自的想法。按我的级别来说，那天是不用发言的，但习书记却给我很大的尊重，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虽然婉拒了，但他对我的尊重，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会后不久，习书记亲自前往宁夏，深入到最贫困的山区，作出了科学的决策，重新规划建设了一个村，后来就发展成了今天的闽宁镇。

1999年，习书记带队赴宁夏做对口援助工作。那次，我还是作为先遣队去拍了一些宁夏的情况，拿回来在省里的会议上给领导们看。习书记定的调子非常切合实际，决策也很有战略高度，一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福建援助宁夏的所有项目都非常贴合百姓生活，都实实在在地关系到每一户老百姓的家庭，很好地体现了“扶持百姓”的原则。在习书记决策下，福建在宁夏的对口帮扶工作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肯定，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历史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请您谈谈对现在时政热点的看法。

孙永明：首先是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振奋人心。作为一个老百姓来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之前，社会上曾对反腐败有过争议，有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共产党敢给自己开刀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内”，自己给自己开刀。腐败是世界通病，纵观古今中外，有几个政党敢把自己的问题毫不避讳地袒露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其实是相互之间开刀，在野党和执政党互相开刀解决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地把党内的毒瘤割掉，对腐败始终保持零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逐渐显露出成效。这是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化，为世界发展指引了方向。

第三，他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这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将在今年全面摆脱绝对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家里两代人都肩负过民族的使命：他父母那一代，用生命和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他这一代，是坚守信念，用思想和智慧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