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新型城镇化须提升质量 与农村现代化并行

新型城镇化将释放哪些消费力？

在外需疲软、投资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论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还是行业企业、资本市场，都将城镇化视为2013全年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最大和最佳动力。

城镇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数以亿计的投资和上千万人口的消费升级，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些“据说”：

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超过40万亿元；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与消费失衡面貌，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健康；据说城镇化将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进而深刻改变A股的投资逻辑；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但是，这些“据说”要想成为现实谈何容易。

“新型城镇化”概念托起大盘

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城镇化，并将其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今年中央1号文件不仅力求“破题新型城镇化”，还确定了城镇化的两大重点……这些都让资本市场嗅到了十足的政策信号和战略导向。

于是，在城镇化这一主题的推动之下，低迷得让人几近绝望的A股市场终于在2012年年底走出了一波可圈可点的行情，城镇化相关概念股接连涨停，大盘创下两天之内上涨近100点的纪录，还从1949点呈现触底反弹之势。

几乎所有主流投资机构和证券公司都将城镇化视为2013年最重要的投资主题之一。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城镇化的论述以及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讲话被分析师们反复咀嚼、推敲。

而更大信心来自于一二月份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核心热词之一，浙江省开展撤镇设市试点、四川广安将成为城镇化试点城市、海口市统筹城乡综改试验区已经上报国家发改委，正等待批复……

而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包括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在内的10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也被媒体披露已编制完成，即将对外发布。该《规划》将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不仅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也意味着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即将完成。

城镇化囧境

论及“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当然是一方面充分释放中国人口红利所蕴含的巨大消费力，提升内需，引导经济发展模式向更为健康的方式转型；另一方面让农民成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居住、教育、医疗环境和社会公共服务。

但，是以大中城市扩容为主还是形成越来越多中小城市群？争论从未停止过。如何让城镇化不仅仅成为房价上涨、物价攀升的理由，更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担忧也从未消失过。

现在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的囧境：一方面是“消失的乡村”：农田不见了、果树不见了、牛羊不见了、集市不见了、老宅不见了、村庄不见了、农民不见了……很多人对故乡的记忆似乎就这样被城镇化无情地带走了。

而另一方面，被无数中小城市所羡慕和追赶的大城市也已经疲惫不堪，北京城不就常常“消失”、“看不见”吗？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成本高企……雾霾下的“堵城”北京甚至被认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城镇化？

“美丽中国”当然要有美丽的城市。城镇化，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宏大的发展战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次万亿级别的商业机会；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则是生活的全部，是他们所渴望的简单幸福。

对话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尹中卿：“新型城镇化”就新在要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要组合好城乡这盘棋，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具体来说，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增强县域城镇的产业发展功能；第二，要增强县域城镇的公共服务功能；第三，要增强县域城镇的吸纳就业能力；第四，要增强县域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

郑新立：长三角、珠三角不少县市已经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有四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第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制度。要突破城乡之间的种种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

第二，新型城镇化要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大量劳动力，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而二、三产业的集聚就形成了城市。荷兰一个农民一年创造的GDP是3万多欧元，在那里当农民是别人羡慕的行业，我们也要走这个路子。让农民在家种地的收入超过出去打工的收入，这样可以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祖祖辈辈搞农业。

第三，要培育县域主导产业，形成块状经济，这是浙江的经验。浙江的很多县，都有自己的主导产品，很多都在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拥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像嵊州的领带占全世界市场的80%。只有形成专业化分工，才有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要在县域范围内形成半小时生活圈，从县城到各个镇，到各个村，交通要搞好，让人们还住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就地城市化。

应与“农村现代化”并行

韩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警惕一些问题。第一，要防止盲目地追求城市的豪华，城镇化的核心不是有多么漂亮的建筑，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民生上；第二，要防止继续不断地强化投资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逐步转到消费驱动；第三，要防止加剧产业的雷同和产业的过剩，这点是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第四，要防止继续走圈地的道路，土地财政要转型，让地方有可持续的财税来源；第五，要防止搞片面的大城市化，城市过大，一定会增加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成本，如果将来北京有五六千万人，很难想象会有多么拥堵，环境有多么糟糕；第六，要防止走高耗能的老路，现在城市的耗能60%是跟交通和建筑有关的，城市化、城镇化一定要走低碳的道路，一定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第七，要防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造成农业的萎缩，造成农民的破产和农村的凋零。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做到双轮驱动，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不能够单方面用力。

姚景源：首先，相对于土地的城镇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不能让农民被进城以后成为“三无”人群：一无土地，二无工作，三无社保，这样问题就大了，也与我们城镇化的初衷相违背。城镇化要让农民生活更幸福，推动农业现代化。

其次，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盖楼修路，不是城市的扩张，更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发生根本的变化，难题就在这里，怎样让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没有农业现代化，农业就不能够释放大量的劳动力进到城镇，支持城镇化的建设。

第三，城镇化不能搞千城一面。现在有时候会不愿意回老家，因为已经找不到家乡的味道，全国的城市都是水泥高楼、玻璃幕墙，我们不能在城镇化建设当中失去特色、失去文化、失去历史。

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改户口”

尹中卿：首先是产业政策上积极引导。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产业发展是城镇建设的核心。城镇没有产业的支撑，就缺乏造血的功能，不仅不能发挥城镇的应有作用，而且还会拖累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我们国家还是有相当多的县城产业发展过于分散，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引导，更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壮大特色产业，建设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以形成一镇一业、一镇一品。

其次，政府要增强公共服务功能，努力实现县域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目前县级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有体制上的原因，如现在的县域普遍以转移支付来维持正常运转，分税制分到省一级，没有继续向下分，所以，县级政府财力有限，社会保障水平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可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需要推进人口的迁移和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县域城镇人口的集聚功能。县域城镇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降低本地农民进城的门槛，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进入县域城镇落户，为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韩俊：城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最大内需潜力之所，也是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扎实地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这就会涉及户籍制度。去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超过52%，中国已经是城市化的国家，但是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现在每四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是外来流动人口，没有户籍，这些人的就业质量、教育医疗、福利保障，都跟有户籍的城镇人口有很大差距，这就是城镇内部新的二元结构。但推进农民市民化，绝对不是简单的改户口，关键是缩小贫富差距。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逐步剥离粘附在城镇户口上的各种福利，最终实现二者完全脱离。希望实现这个目标不要花太长时间，一定要让农民看到希望。《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 |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