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城关临水宫发现孙悟空“紫衣秀士”木雕神像

《三教探原——西游原旨》 林峥嵘供图

正一教净明闾山派福应雷坛第五代传人、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第三十代传度道人、顺昌县道教协会首任会长金能成道长介绍，中国历史上不乏有“猴妖”记录，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就载：“南山大玃（音如决，大猴），盗我媚妾，怯不敢逐。”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也写到白猴作怪，抢走将军欧阳纥的妻子。《孙悟空形象形成和完善探津（三）》指出，民间对猴神的崇拜应起源于恐怖。福建山多树多，古时猕猴盛行，《唐书》谓“汀郡多山鬼”。《唐韵》载“山魈出汀州”。《太平广记》亦载“所在山魈事，其云坐于檐上，脚垂于地者，今汀城夜中人时见之。”又载“大江之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诡异……江西、闽中曰‘木下山郎’，又曰‘山都木客’……人绝畏惧，至不敢斥言，祀赛惟谨。”因对这类“山鬼”“山魈”“山都木客”的恐惧而产生的敬畏祭拜，属于道教“祀厉”范畴，也成为古闽越猴神崇拜的早期形态。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拥有独特的传播体系和众多信徒，中华传统神话中的神仙一直都存在着变化，这种变化皆来自于信徒心灵的需要。从猴行者的“白衣秀才”演变成士大夫的“紫衣秀士”，不仅说明孙悟空的形象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得到提升，也标记出在人们心中猴神崇拜到丹霞、通天、齐天大圣信仰的演变路径，其内在驱动力就是民间从畏惧到祀厉、祀厉到祈福、祈福到信仰的心灵需要。

据了解，顺昌城关临水宫在其址扩建玉皇殿时，还发现了一面由正识寺和尚在清雍正五年（1727）为“圆寂师祖最愚焸[xiǒng]公老和尚”立的墓碑，以及两尊宋元时期的石制香炉。《明一统志》卷七十七、《福建通志》卷六十三载，顺昌正识寺位于县治北，一名天湖藏院，宋隆兴年间(1163-1164年)初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顺昌县志》载，清道光元年(1821)曾遭火焚毁，由住持僧正耀募化重建，后何时损毁无详记。余钟纯《宝山寺“当今皇帝万岁”的由来》指出顺昌宝山寺兴建于宋乾道九年(1173)，重建于大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两个寺庙兴建、重建的时间如此接近，又都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石制香炉；宝山之巅南天门上双圣享坛内如今仍供有“宝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元代墓祭冢式神位，而正识寺却已泯灭于历史长河。冥冥之中是否要告诉人们，现今城关临水宫发现晚唐“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与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前身之间蛛丝马迹的关系。

宋孝宗赵昚[shèn](1127-1194年)是靖康之乱后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第二个皇帝，据《宋史》载，他是个坚定的抗金主义者，在位二十七年间励精图治，先后启用了隆兴(1163-1164年)、乾道(1165-1173年)、淳熙(1174-1189年)等三个年号，创下南宋历史上“乾淳之治”短暂的中兴局面。他在文化上提倡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曾于乾道七年(1171)亲著《原道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观点。此“三教合流”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世的程朱理学，也影响了此后兴建的庙宇中出现了儒、释、道并存的格局。因此，诚如宝山寺，当时的正识寺中也是敬佛崇道并存，奉为道教神灵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最终通过取经成为了斗战胜佛，从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法无边的强大力量。

顺昌宝山寺迄今还供奉有龚志道、刘志达、杨志远等“三济祖师”神像。相传，刘志达是唐末人，会昌年间(841-846年)居于七台庵（刘仙祖庙），创立祈雨咒“谨请七台山（位于大干镇慈悲、甲头村）上刘神者（即刘仙），降龙伏虎大慈悲，狮子岩前（祖庙前显相）伏猛虎，舍枪树下降青龙。岩中修行四十载，刘公圣者展神通，七星圆月照天下，龙树昭彰入瑜伽，诸员官将来随护，除瘟破疫踏冤家。弟子一心专拜请刘公圣者来降临，神兵火速如律令”仍道传至今。陈靖姑之兄“海青”曾到七台山拜“刘仙”为师，后将祈雨术法传其妹。陈靖姑学法后道行渐长，遂收服红毛猴，此猴后来改过自新成为消灾祛难的“丹霞大圣”。当时人们为“祀厉”祭拜所雕刻晚唐“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后因清时正识寺的损毁而深埋地底，数百年后又因城关临水宫的扩建而重见天日，成为人们探讨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前身的重要依据。（作者：林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