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在家做饭招待老友 向干部提及美剧《纸牌屋》

在家中做饭招待老友

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为中共整顿党风以及反腐的总执行机构，反“四风”亦成为中纪委下半年重要的部署。

王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今年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带头遵守中央的规定，在一些事情、细节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2013年5月底，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会员卡。一位王岐山的老友告诉《凤凰周刊》，前些年有个国企老总曾送过一张高尔夫球场荣誉卡给王岐山，王从未用过。王想起此事后，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来退回去。该国企的老总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企业股权都已卖光，没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坚持，无论如何，必须处理掉。

王岐山的工作风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不急于求成。对此，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解读为：“小作风问题都不让犯，更何况大腐败？”

11月21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这是中纪委继治理公款买月饼、寄贺卡之后，对公款消费进行治理，持续反“四风”的又一次规范，被中纪委内部称之为“一个节一个节”推进至此。

此时距离春节尚有两个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提前两个月下达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业企业开始为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等礼品准备原材料甚至下单，避免浪费。这表明此类规范绝非作秀之举。通知强调“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旁边特别用括号注明：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称得上用心细致。

2013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纪委人员形容今年中纪委的行动如铆钉般层层“钉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结束，这份5年时间表预计或即将于近期公布，或将有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出台。

公社里的读书人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上书中南海农村改革，到莫干山会议，之后广东挽救金融，北京抗击“非典”，最新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同样令王收获颇多好评。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1969年元月，21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后，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对这段艰苦的生活仍记忆深刻：“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辘辘饥肠无从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劳作也清寂单调，读书是当时不多的休闲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记得王以石板为桌看理化数学，其中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

据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这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顺”来的。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王岐山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王留了下来。

读书的爱好一直伴随着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公开称讨厌听别人讲套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他尤其偏爱历史和西方经济学。

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