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南国清和烟雨辰,刺桐夹道花开新。五代时期,泉州遍植刺桐,得名“刺桐城”。时下盛放的刺桐花,如泉州城的闽南文化底色,寄托着泉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追求。 在闽南文化孕育、形成、鼎盛、播迁等过程中,“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泉州人创造了灿若星河的多元文化瑰宝,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交相辉映,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工艺、戏曲、美食、民俗等在这片热土上传承不息,融入了百姓生活,成为海外游子探寻乡愁、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最好见证,承载着世界闽南人的同根同源的情感共鸣。 泉州,是世界闽南文化的发祥地、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刺桐城坚守着“最闽南”的风貌,刺桐港扬起了“海丝”的风帆,将闽南文化送往世界各地、扎根于世人心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凝聚两岸精神纽带,推进泉台文化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进一步挖掘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推动闽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传播,持续打响“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城市品牌。即日起,“刺桐文脉·最闽南”栏目将持续推出。 核心提示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首届东亚文化之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世界宗教博物馆”……这些荣耀,记录着泉州从古至今的文化发展史。 刺桐文脉如其名,根深扎于闽南文化沃土中,花绽放于“海丝”煦风里。在泉州,闽南独特的文化意象,为红砖古厝所承载,随南音雅乐所传唱。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出多元风情,在世遗泉州留下了独特的地域共鸣和文化记忆。 且让我们在历史长廊中,循着刺桐文化脉络,感悟闽南文化魅力。 刺桐城里遍植刺桐花(王柏峰 摄) 中原汉人多次入泉 促进闽南文化形成 纵观历史洪流,梳理刺桐文脉的前世今生,能窥见闽南文化更古老的记忆,更宏大的脉络。 福建境内山多田少,沿海岛屿星罗棋布,自古以来闽人就牧洋为田、与海共存。先秦时期生活在闽南地区的原住民属于七闽部落。战国晚期,越国被楚国所灭,大批越族入闽,带来了纺织、冶铁等越文化;他们与当地的七闽土著融合,闽越族由此形成,进而孕育出闽越文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闽越族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驰骋海上,为泉州宋元时期的航海壮举埋下伏笔。 刺桐梦华图(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在楚汉之争中,闽越人有恨于楚人曾经灭越国,遂出兵助汉灭楚。汉高祖因而封越王勾践七世孙无诸为闽越王。 公元前 110 年,闽越王余善反汉,汉武帝遂出兵平闽。《史记》记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闽越人被集体迁徙到江淮后,闽越地人去楼空,为之后汉人入闽留下了发展空间。 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多次南迁,不断推动中原文化与闽越遗民文化交融,促进闽南文化形成。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作为闽南文化发祥地的泉州,逐渐奠定了其在该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代表作——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陈英杰 摄) 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于今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那个时候,泉州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汉族居民,他们带来了上古汉语,成为今天闽南方言的早期雏形。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汉人辗转进入福建,来到闽南。他们沿江而居,泉州的母亲河“晋江”因而得名。在这个时期,中原文化融合了闽越遗民文化,中原汉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晋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 相对于北方战乱,泉州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让珍贵的闽南文物得以保留。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的泉州市区东街元妙观,有“八闽第一道观”之誉,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 年)的南安丰州延福寺,是闽南最早的寺院。在今南安丰州一带抢救挖掘的六朝墓中,出土的装饰着丰富人物、乐器纹饰的墓砖和青瓷茶具,无不向后人讲述着魏晋风流。 唐至五代刺桐花盛 泉州渐成闽南中心 从三国时期到唐末五代,泉州建制不断扩大。盛唐时,泉州人口骤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泉郡文风”引领闽南文教。 南朝梁天监间(公元502 年—519年),于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于南安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下领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龙溪(今漳州市龙海、华安、长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县,嗣圣元年(公元 684 年)改为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州城由丰州迁到今天的泉州,归属闽州都督府管辖,从此确立了泉州作为闽南中心的地位。 至五代,泉州领今之晋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长泰九县地。 闽人牧洋为田、与海共荣共存的传统,从古至今深刻影响着泉州的发展理念。图为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位于泉州洛阳江入海口处。(陈英杰 摄) 唐代,闽南开始重视文教。唐开元年间,泉州兴建了孔庙,闽南教育初步兴起。唐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来自晋江潘湖的欧阳詹以榜眼身份登上当年的“龙虎榜”,力压探花韩愈一筹。《闽政通考》中记载:“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这位泉州历史上的第一名进士,被誉“闽文宗、闽文祖”,开启“泉郡文风”。自欧阳詹始,泉州文风鼎盛,从唐代至清末,共考取进士 2000 余名,其中有文状元 15 名、武状元 5 名。闽地能成为“海滨邹鲁”,离不开欧阳詹的“根柢”作用。泉州九日山上,仍留有秦系、姜公辅、欧阳詹和韩偓等唐代名士的遗迹。 隋唐至五代,中原宗教信仰逐步扎根闽南,加上海上贸易发展,多元文化开始交融。唐时,闽南佛教兴盛,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的泉州开元寺为其代表。唐武德年间(公元 618 年—626 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位门徒“三贤”和“四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泉传教,卒葬于东门外灵山南麓。灵山圣墓,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兰教传播史的重要史迹。 唐中后期,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泉州港已成为与交州、广府、江都并重的南方大港,泉州出产的陶瓷、铜铁等,成了闽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发现宋代海船的后渚港(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唐代后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军与吏民南下入闽,这是唐代移民福建人数最多的一次。光启元年(公元 885 年),王氏部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泉州成为王氏兄弟入闽之后的第一个根据地,王潮被奏请为泉州刺史。 “开闽三王”入闽后审时度势,鼓励垦殖,兴修水利,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经过“开闽三王”30 余年的治理,福建社会经济渐趋繁荣,造船业有所发展。王审知经常从福州、泉州派发“蛮船”到海外贸易,给闽地经济带来了活力。 后来王审邽之子王延彬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在他的调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为福建特别是泉州,在宋元时期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开闽三王”开放胸怀与民间“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的冒险拼搏精神,共同构成了闽南地区海洋文化特点。始建于五代末,颂扬三王开闽治泉功绩的檀越王公祠,今仍立于泉州承天寺西畔。 谈及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代时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是一个无法被绕开的人物。其主政泉州十七年,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留从效扩建泉州古城,城墙增高到一丈八尺,周长增至二十里,为原有城墙长度的七倍。同时,又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招徕海外番商前来进行商贸,允许自由贸易。自此,泉州与东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的海外贸易,逐渐进入繁盛期。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贸繁盛,呈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的繁华景象,泉州港逐渐成为东方大港。留从效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得以继续繁荣与发展。 拓城建城的同时,在唐末栽种刺桐树成风的基础上,留从效再次环城遍植刺桐树,泉州城遂称刺桐城。 在不久的将来,“刺桐城”将为世界所知,为世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