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确定的是，乡村出现的民工荒一时很难改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坊间的定义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一特征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有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愁渐渐淡薄，他们对故土有疏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合城市，成为新市民。换言之，他们不愿意回到乡村，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或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由于年事逐渐走高，已经无法承担高强度的乡村劳作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掣肘，好在去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备受好评，值得激赏，但由此便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何以缓解乡村中的用工荒？

“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一名西部官员如是说。我们还看到，当下，一些西部的就业部门正在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而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种种迹象表明，这样做或可缓解当地、乡村的用工荒。问题是，如果不让农民外出打工，当地能提供得起体面的待遇吗？笔者认为，当前，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城市民工荒和乡村用工荒了，农民无论是留守在家还是外出打工，都应该保持他们体面就业、尊严生活，并且应采取措施，平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用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