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曲线复出让免职成了免责牌

三鹿毒奶粉事件过去6年，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　出。这并非孤例，记者梳理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共有85名官员被免，其中29人起复，占比达34．12％。如果排除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官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

问题官员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俨然成为一种官场生态。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爱护干部、珍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对免职官员不应一棒子打死，可以

视情况给予起复的机会。不过，被免官员起复比例之高、速度之快，明显超出了正常范畴。比如，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女儿吃空饷一事被免职后，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出任该省忻州市环保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所有被免职后起复的官员都是媒体曝光后才浮出水面，未有一起官方通报。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缺失，导致这些集体复出、闪电复出的背后不乏违规复出的案例。2012年河南省扶沟县检察院原检察长薄玉龙因行贿被免职，今年年初其竟然担任了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一个曾经的行贿者，却摇身一变，成为反渎职侵权的官员，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尽管媒体曝光后薄玉龙再度被免，但此番“带病”起复折射的组织人事制度失范，不能不

引起我们的反思。

事实上，根据公务员法，处分公务员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并不包括免职。时下对问题官员进行免职，依据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因此，严格来说，免职只属于问责手段，而非处分决定。现实中，许多地方和部门在免去官员行政职务的同时，往往为其保留了行政级别，继续享受原有待遇。这就无形中为日后的复出留下了后门。只要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被免职的官员很快就能官复原职甚至提拔升迁。

同时，相关制度对于官员起复的规定存在腾挪空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被免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由于规定过于笼统，

非但没有维护免职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反而被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意曲解为：如果被免官员三个月就起复，只要比原职务低一点就合规；如果一年后起复，即便高于原职务也符合要求。

对于问题官员的处理，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复出的随意性，让免职沦为免责，既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难以起到应有的惩戒效果，无法让当事人对手中权力产生敬畏感。基于此，一方面需要建立官员起复制度，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所言，应明确被免职官员的复出资格与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同时，坚决防止用免职代替处分，有关部门应根据官员的违法违纪情况严肃处理，该降级的降级，该开除的开除，决不能让免职成为一些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曲线复出的中转站。（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