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属国企全部要取消行政级别,竞争充分的行业将推职业经理人制度,还将探索实施国企员工持股。26日,广州市国资委主任黄伟林向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广州市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情况的报告》时如此表述。据悉,近年广州已在国企领导人员选拔机制做了些创新,2013年完成10家企业6名董事长、8名总经理、8名纪委书记的公推遴选和聘任工作。 国企的行政级别,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保证管理的有效与计划的开展,国企的负责人由组织发文任免,他们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顺带着国企也就具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这种政企不分的模式,在当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企的行政级别便显得有些尴尬——国企的领导到底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国企到底是政府机构,还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当时代已经变迁时,国企的去行政化也成为改革的对象。否则,就难免给人违背常识之感。 关于国企行政化的弊端,人们也总是可以清楚地列举。例如:行政化导致的竞争不公平,行政化导致的管理动力缺乏。至于国企行政化造成的政企不分,更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其实,国企去行政化也早已在一定层面上达成共识。自2000年开始,中央、上海、包括广东,都曾经发文推动国企去行政化。但从实践的效果看,似乎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尽如人意。要不然,此次广州要求市属国企去行政化也不会成为热点新闻。这种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落差,说明国企去行政化之难。这种难,首先难在利益的梳理与分割上。因为去行政化会有损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他们对去行政化难有好感。这种难,还难在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上。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级别这么简单,去行政化意味着国企回归其企业属性,意味着权力放手企业的经营,如果只是改个形式,就可能换汤不换药。 可能也是因为改革之难,在新闻中才有这样的陈述:今后所有市属国企及其领导人都要取消行政级别,“目前没有时间表,但这是方向”。这样的表达,既让人感到欣慰,也让人感到有些无奈。欣慰的是,方向已经确定,共识已经达成,国企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无奈的是,没有时间表就意味着缺少审视去行政化效果的具体视角和标准,去行政化的过程到底有多长,如果出现反复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在某种意义上,时间表是一份工作表,其中包含着工作的思路,工作的方法,以及工作的决心。若无时间表,人们只能顺其自然;若无时间表,所谓的方向正确得不到有效保证。可以说,时间表是方向正确的导航。 国企去行政化需要提速,需要具体而详细的时间表。一方面,关于国企去行政化的共识已经达成,如果有人再公开说国企去行政化不妥,无疑是与大局违背,是与趋势对抗,是与舆论为敌。另一方面,关于国企去行政化的难点和问题也已经看到,不存在什么认知的死角和思维的盲点,抑或被忽视的难题,问题只是有没有正视问题的决心和勇气,以及扎实推进工作的态度与进取心。只要在国企改革中,能够以顶层设计厘清国企的身份,以完善制度推进国企去行政化,从而切断行政与企业的关键连接点,国企回归企业属性就不是难事。即便在推进中还是有难度,还会有没有想过的、想到的难题,国企改革也应该迎难而上,依据时间表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地走好去行政化之路。 李劭强(江苏职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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