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查理还没有搞清,姚贝娜报道之争又甚嚣尘上。新闻伦理道德还在争议中,已传了一阵子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余秀华又浮出水面。这几天基本断网,为的是给自己一个呼吸的间隙。”北京大学的师曾志老师在自己微信公号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有这种感觉的肯定不只是师老师一个人。当舆论将“整个世界毫无必要地在你的屏幕上展开”,你被迫接受着一个一个热点、一波一波争论的洗礼,感觉世界每天都像在巨浪上的小船一样,很多声音不断被冲上巅峰,又忽然被重拍在谷底,然后莫名其妙地被下一波巨浪所消解、吞噬。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是这些声音、而不是另一些主宰着你的屏幕?稍微懂一点新闻的人,恐怕都听过这样一个比喻——新闻对事实的反映是“探照灯”式的,而非镜像式的。那么,你是否好奇,在探照灯之外是怎样的天地?操控灯方向的传播者,又是为何选择照亮这一片天地?这到底是无意之作,还是有意为之?

1月20日是歌手姚贝娜追悼会召开的日子,她的亲友泣不成声,大批粉丝自发前来为她送上一程。而就在前几天,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不幸逝世的前后,一场关于媒体伦理的风波大肆袭来,深圳晚报记者被指进入太平间偷拍,而一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指责新闻记者冷血、麻木的文章更是将人们对媒体的愤怒彻底点燃。

但在这场争论逐步消弭之际,有人觉得这其中有点蹊跷。微信上一篇题为《姚贝娜背后的真相》的文章说:最近几天,不相干的人的言论持续汹涌,但姚贝娜家属却始终没有出来说话；一个既然在事发当晚就已经被姚贝娜家属谅解的事情,为什么忽然还要被翻出来?为什么有几个媒体会犯忌直接攻击同行,经纪公司为什么突然跳脚?这种种疑问让作者不禁怀疑:公众对晚报报道行为的负面印象,经由同城媒体出于竞争目的恶意发难,与南都娱乐等关系始终良好的华谊保持跟进,营销号推波助澜,一步一话,疑似精心做局。

如果真的是有人刻意将话题诱导成为一种道德审判,那么,只能如@王石川所说:如果只是声讨而不探讨,或者把对抗当成对话、把表态当成表演,不仅无法实现和解,还会深陷鸡同鸭讲的悲剧,拉低公共讨论的质量,剩下一地鸡毛。

然而,即便是看完作者“频频表”条分缕析的拆解,即便同意他所说的全部内容,我们也无法由此断言,种种巧合就是媒体之间因独家报道被抢而恼羞成怒的报复之举,对粉丝的悲伤“循循善诱”则使之成为竞争的工具。这样的揣测似乎过于极端,也太惊扰安详的歌者,但是,每一个媒体也许都应该反思:基本的伦理道德,自己是否在不经意间已经打破?自己的报道,是否含有为私利而有意安排、不顾及其危害的内容?

再谈谈最近突然被舆论的“聚光灯”照得炙热的另一个人——诗人余秀华。虽说是以诗人的身份出名,但恐怕绝大部分人哪怕到现在,都没有认真读过她的几首诗。她身上最亮眼的,要算是“脑瘫”“农妇”这两个标签,再和“诗人”并在一起看,俨然是一锅上好的心灵鸡汤。而这种结果,也少不了是一些媒体看准余秀华身上的“潜质”,为抓眼球而“循循善诱”的作用。

@东方今报在《余秀华,为什么这样红》的文章里分析认为,“余秀华的爆红,不过又是一场舆论与大众不经意的合谋”——虽然消息广泛传播于新媒体,但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是余秀华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路径；即便是在微信等新媒介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包括其新媒体应用)仍是新闻热点的制造者和催化剂。但是,在余秀华的博客文章中,她其实明确表示过,“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

作为拥有重要地位和传播能力的主流媒体,如何坚守媒体伦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北京青年报《记者该有怎样的节操》一文认为,记者的节操至少应该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敬业精神,其二是职业伦理,其三则是社会责任。在部分情况下,这三个层面的要求能够统一；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三者并不一定能够统一,记者往往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做出某种权衡和选择,因为选择权重的不同,不同记者的节操便有高下之分。

在我看来,使这种权衡和选择更合理的关键,就是不过多掺杂其他目的。在公认准则的范围内,扎扎实实地采访报道,一样可以出好新闻。此前,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医生手术室自拍”事件中,北京青年报不就是凭借一篇“医生也不是神,他有感情啊”的报道详细还原细节,让舆论大反转、回归理性的么?

1月16日，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次日凌晨，其经纪人博宁连发微博，斥责《深圳晚报》：“你们有没有做人的底线！你们干的那些龌龊的事！你们对得起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吗？”据透露，该报记者曾乔装医务人员潜入太平间拍照。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直斥《深圳晚报》缺乏新闻伦理。

从马航370失联事件到复旦投毒案，从上海踩踏事故到此次姚贝娜病逝……舆论场上接连发生数起有关新闻伦理的论战，每每有人“挑”起道德冲突，各自拥趸便自觉站队并对骂。站队，未必就站得对。如果只是声讨，而不理性探讨，或者把对抗当成对话，把表态当成表演，不仅无法实现和解，还会深陷鸡同鸭讲的悲剧境界，拉低公共讨论的质量，而且类似争议以后势必频繁发生。

新闻伦理可谓言人人殊，但它不只是理论，一定既有伦又有理，既有底线又有情怀。比如，记者在病房外焦急等待，这难道有错吗？记者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现场，如果记者不出现在现场，岂不更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在现场，不等于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不顾姚家家人反对，粗暴采访甚至化装进入太平间拍摄姚贝娜遗体，就的确不妥。正如周克华被击毙后，当其老母亲“始终用一把扇子遮着自己的面部”时，记者就不该再打扰了；当“复旦投毒案”二审宣判，驳回林森浩的上诉，林父痛不欲生并“就地蹲下，双手抱头”时，记者何必穷追不舍？

当采访对象处于险境甚至灾难之中，记者何为？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说：“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美国大牌电视记者迈克·华莱士却说：“当然要继续报道，你是个记者！”不同的答案，源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却未必没有相同的职业信仰。当职业与职责碰撞、履职与人性冲突时，记者究竟该怎么办？这两端不是水火不容，报道姚贝娜病逝毫无问题，有问题的只是具体的报道手段。

据悉，美国新闻摄影界已普遍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当摄影记者拍下他人照片时，也拍下了他人匿名的权利。《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兼政治记者大卫·波罗特认为：“当你选择记者为职业时, 就得接受那些由于服务公众的责任所必要的对自身言行自由的限制”。早在1984年，美国新闻摄影记者协会(NPPA)就特设了“人道奖”(Humility Award)，以奖励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报道姚贝娜病逝的《深圳晚报》3名记者中，领衔的正是摄影记者，也是该报社编委。作为资深摄影工作者，如果当事人确实冲进了太平间，他被谴责并不冤枉。但从该报当时呈现的报道、展示的图片来看，似并无太平间情境，更未涉及姚贝娜遗体，无论照片还是内容，都在节制中让人感受到惋惜和温情。

多理性探讨才可能达成共识。讨论不是为了打倒谁，而是通过交流达成共识。讨论本身也是共识，如果没有关心姚贝娜这一共识，也就不会起争执；讨论之前，也有共识，无论记者还是青年学生，包括姚贝娜的家人、经纪人，都对姚贝娜的病逝表达哀痛，被讨伐的记者文字，同样有温度，而不是轻佻。因此，接下来的讨论，更应达成共识，即如何通过专业化报道减少或避免伦理伤害。在这起论战中，笔者希望更多专业人士加入进来，讨论乃至博弈，以形成业界通用规则。

记者是这个斑驳世界不可或缺的群体。有的人讨厌记者，但当他维权不畅时，也许最先想到的还是记者。记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在指责记者不专业的同时，别试图限制记者报道公共事物的努力与责任，那些谴责记者披露复旦学子隐私的人，也该想想，如果没有记者报道，那些被踩死的年轻人的家属能更好地维护权益吗？如果不是媒体深入挖掘，谁会想到踩踏悲剧发生时，居然有当地官员在安然吃天价自助餐？这个世界并不全然那么美好，但其原因绝不在记者；记者须恪守底线，但他们对真相的渴望以及为之作出的努力，都应受到尊重。好新闻应该有情怀和温度，这种情怀也体现在采访中。

“很喜欢她大气而又倔强的演唱，也许真是天妒英才，让这么年轻漂亮而又有才华的歌手过早地离开我们。”1月16日下午，著名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在深圳病逝，令网友扼腕。当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缅怀，一场关于媒体伦理的舆论大战却已焦灼。

穿越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争吵声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引发舆情的燃点，源自一则微博文章：姚贝娜病逝后，有人爆料，《深圳晚报》三位记者伪装成姚贝娜主治大夫的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报道公众人物死亡，从来都是敏感话题；这一“细节”的披露，更迅速激起众怒。

为抢新闻竟伪装拍摄死者遗体，行为可谓相当极端。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联想到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将记者定义为“贪婪的秃鹫”。“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这样的标题，足以吸引你将其转发到朋友圈——文章批评说，“记者在记录不幸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幸”。与此同时，观点快速分化。另一派则以《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为代表作，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人的苦难，平衡自己的不爽”。一些专业人士，开始站出来为记者职业陈词。

新的一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媒体头条在马不停蹄的转换中，仍将艰辛记录时代的脚步。应当看到，传播力与社会责任永远绑在一起。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好，微博“大V”、微信公号等新兴平台也罢，在报道新闻、刊发言论时，都必须客观、审慎。能不能始终做到理性、冷静，在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间找准边界，秉持最小伤害原则，考验着专业能力。

跳出剑拔弩张的“意见市场”，不论是“秃鹫记者”的指摘、事发经过的争议，还是媒体责任的反思、新闻伦理的辩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了不少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标签化的站队骂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曾说，“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面对姚贝娜的去世报道，诚如有学者提醒，不能把所有事情都上升到道德判断。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些人急于发声，也反映出媒介素养的缺失。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争吵时，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这句名言常被引用。然而，伏尔泰还有一句不那么耳熟能详的话，同样值得聆听：“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通往理性没有坦途，观点论争甚至激烈交锋，往往是不可替代的路径。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警惕，就容易陷入情绪的泥淖。正因此，无论媒体还是公众，请千万别做不良情绪的推手。否则，如果不是为了爱和理想，与众不同又有什么意义？

“你是最短暂的花朵，也是最长久的琥珀。”姚贝娜永远离开了她曾无比眷恋的这个世界，但《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牛仔裤配体恤衫的美丽形象，却将长久定格于歌迷心中。明天，她也许会在天堂纵情歌唱。我们不要辜负她。

1月16日16时55分,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1分钟后,@深圳晚报官方微博发布独家快讯:“著名歌手姚贝娜病重不治,天使去往天堂歌唱了。”当晚19时47分,题为《独家重磅:歌者姚贝娜的最后一周》的报道,在该报微博和微信公号同步推出。该报道有大量独家细节,微信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次。

在一片哀悼和惋惜声中,不少人都觉得媒体报道中的“独家”二字颇为刺眼。几个小时后,一篇《记者们等在病房外,焦急等待着她的死亡》的文章,把矛头对准了媒体记者。作者@掀起你的头盖骨推断认为,记者在医生宣布姚贝娜死讯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稿子,“他们蹲守在病房外等着她死”。作者自称是新闻系学生,还把记者比作“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

异议亦随之而来。记者在医院等待就一定是等待死亡吗,为什么就不是等待奇迹的发生呢?媒体在社会名人病危时提前备好新闻稿,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新闻操作。@中青报曹林不认同《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一文观点,他认为“对病房外记者激烈的道德抨击和文学审判,只能暴露作者对媒体职业的无知”。一位匿名网友在微信公号“仟言万语”发表的文章,也质疑作者的专业课没有学好,认为“用泛道德化和滥情的视角去看待一切,是很可怕的事情”。

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则用外国同行的做法,以及对媒体相关报道内容的判断,来评价此事引发的争议:“纽约时报的讣文写作会提前很久,甚至反复‘骚扰’当事人。那样的‘等死’相当残酷,但不少计划内的逝者会尊重而非反感这种行为。没有谁可以阻止记者去现场,从已经发表的姚贝娜报道来看,多数文字哀伤而温暖,传递出对生命的惋惜和对美好的追忆,还有良善的延续,没有不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也在医院采访的另一家媒体的记者,随后在朋友圈爆料,指某媒体曾派3名记者假装医生助手潜入太平间,偷拍姚贝娜的尸体。对此,姚贝娜所在华谊公司音乐宣传总监张亮说:“我不知怎么形容这几位记者做的事,头条你抢到了,图片你拍到了,然后呢?你们的人性呢?你们在记录不幸,更在制造不幸……”

第二天,引发争议的@深圳晚报官方微博配发了最新一期报纸版面,并配上一句“在众声喧哗之中,请让我们安静地为姚贝娜志哀。”该报当天共拿出12个专版刊载与姚贝娜相关的报道,包括对姚贝娜临终之际的采访、歌迷的哀悼活动、姚贝娜所捐眼角膜的移植手术进展、与深圳红十字会倡议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等。不过,此举并未得到网友和华谊公司的认可,该媒体微博评论中充斥着大量漫骂之声。

华谊公司对此迅速发表声明,声称“姚贝娜家人及所属公司从未授权成立该基金项目,更未授权以此基金名义向公众募捐”,并要求《深圳晚报》马上撤销募捐公告。姚贝娜的经纪人@博宁099激动得再次发飙:“深圳晚报!你们有经过家里人同意吗?谁同意你们用姚贝娜的名字成立基金的?谁让你们开始收钱的?你们真的是做人没底线是吧!行!咱们法庭见!”

1月18日,@深圳晚报发布道歉声明:“深晚记者确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当亲属表示拍照不妥时,记者当即删除所有照片,此举获得姚父谅解。对此给亲属、歌迷和网友造成的困扰和不安,表示诚挚歉意!”同时,该媒体决定撤回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会”的倡议,所募得善款将悉数返还捐赠者。不过,有不少人认为这份道歉诚意不足。

争论还在继续,但争议之中已经明显多了几分反思。正如网友李博所言:“每个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这15分钟选在不同的时候,论调和观点都不同。我有时在想,如果姚贝娜病逝时全国媒体都静默、回避,这对她就公平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人的苦难。”

当然,媒体在采访报道中出现了问题,该批评就批评,该道歉就道歉,该改正则改正,这些争议会敦促新闻从业者更自律,也将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厘清分歧,促进共识的形成。但是,如果以将批评泛化,将问题上升到整个媒体圈,把记者一棍子打死,那么损失最大的还是整个社会。

@雨与余语道出了记者的辛酸,“骂记者易,做记者难。你看得到提前准备好的死亡报道,却没看到同样准备好的脱险报道；你看得到病人门前焦急等待的记者,却看不到救灾一线危险奔波的记者；你看得到记者与名人大家对谈的光鲜,却看不到很多稿件‘难产’的无奈。”

事实上,中国媒体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记者去现场太多,还是去现场太少。试想,假如有一天记者都沉默了,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模样?新京报评论员@佘宗明在微信公号“沸腾”上做了一番假设:“恐怕到时候,又有人忍不住写一篇《×××去世,竟无媒体报道,令人心寒》吧?”我们当然更不愿意看到那样一幕。

在华谊和姚贝娜家人看来，擅自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是贬低了姚贝娜捐赠眼角膜行为的道德价值。对于良善的社会而言，利益交换不应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善良、尊严、平等这些良善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都不应该通过利益交换来获得。

最早知道姚贝娜的名字是因为1月15日晚上有人在网络发布消息说她因乳腺癌去世。辟谣之后的16日，姚贝娜在深圳北大医院离世。17日，同行爆料称，“有记者伪装进入太平间”拍摄姚贝娜遗体（实际为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摘除）遭到家属反对，继而引发各方对道德的“话题性”讨论。

“姚贝娜之死”背后的“利益交换”

“记者伪装”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之所以被爆料、被争论，究其原因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爆料者自认为遭受不公，愤而爆料；一方面是旁观听者深受刺激，认为“伪装者”损害了死者的尊严。爆料记者说：原来和移植眼角膜的医生姚晓明约好了提供信源，不料对方被“某晚报”搞定，承诺对方独家，自己被抛弃了。

而17日上午，深圳晚报登出已同其他基金会联合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的消息。其中联合的相关公益组织里还包括为姚贝娜摘除眼角膜的医生姚晓明的“晓明眼库基金”。让人不得不怀疑：移植医生姚晓明“背信弃义”与“某晚报”的合作，也许是因为某晚报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与移植医生姚晓明合作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以及为姚晓明提供募款的宣传。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利益交换不仅仅是让交换者贪腐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车、住更好的房子，甚至已经侵蚀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切事情都以利益交换为导向，如果对方能给出足够多的利益，资源的掌握者甚至可以出卖一切，大可以出卖“矿山”、“国家工程”，小甚至是移植医生接触器官捐赠者遗体的便利都可以拿出来交换。

人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之所以容易遭到社会的批评，是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也是在表达和传播针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和价值观。

“姚贝娜光明基金”撇不清利益交换

“好死不如赖活”是很多中国人的生存信条，“讨口子还嫌馊稀饭”是一部分公益人的心态。前者的极端化表现就是为了生存可以放弃对价值观的思考，后者的极端化表现是只要公益人的行为穿着“公益慈善”的外衣，就占有了天然的优势，继而忽略对人尊严的保护。

虽然姚医生表示,自己与进入太平间拍摄的记者无关，但在华谊公司和姚贝娜的家人看来，“姚贝娜光明基金”是移植医生姚晓明和某晚报“利益交换”的结果，也许他们不是不接受“姚贝娜光明基金”的存在，而是不接受移植医生姚晓明和某晚报把“姚贝娜光明基金”当作谋利或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所以，华谊公司在声明中把这些行为定义为“各种令人不齿行为”。将“姚贝娜捐赠眼角膜”视为可以彼此作利益交换的商品，这种做法是对善举的歪曲和不合适的社会评价——损害的是姚贝娜作为一个逝者应当得到的尊严和尊重。

在华谊和姚贝娜家人看来，擅自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是贬低了姚贝娜捐赠眼角膜行为的道德价值。这个行为，无疑潜在地消费社会公民的善良美德。

利益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商业交往中的一种工具。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不仅仅把“利益交换”当成一种工具，而是把“利益交换”发展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很多人把 “利益交换”当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原则，甚至在慈善与公益领域也是如此。

对于良善的社会而言，利益交换不应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善良、尊严、平等这些良善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都不应该通过利益交换来获得。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我们的社会和公民生活，这才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持续和深入展开讨论的问题。

□才让多吉（公益人士）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无数新闻记者心中的座右铭。但如果“拍得好”要以伤害为代价，那我们宁可站得远一点】

“你是最短暂的花朵，也是最长久的琥珀”。1月16日下午，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这句歌词竟成为她自己人生的绝唱。然而，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缅怀，一场关于媒体伦理的舆论大战却已焦灼。

有消息称，姚贝娜停止呼吸之后，深圳晚报三位记者“伪装”成姚贝娜主治大夫的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报道公众人物死亡，从来都是敏感话题。为抢新闻竟乔装拍摄逝者遗体，这种“狗仔”行径相当极端，故而迅速激起众怒。

作为“船头的瞭望者”，新闻记者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但记者在做出职业行为的每一瞬间，同样必须严守法律法规，遵从公序良俗。即便面对的是公众人物，也需要坚守底线，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权衡取舍。因为，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以新闻的名义，去寻找到“合法性”。能不能守住职业底线，能不能秉持最小伤害原则，不仅检验着专业能力，也衡量着职业操守。

18日，深圳晚报发布致歉声明，确认该报记者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称“当亲属表示拍照不妥时，记者当即删除了所有照片，此举获得姚父谅解”。事件本身正在双方的努力下渐渐平息，但由此暴露出的职业伦理问题，却值得新闻界长久反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著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这句话，是无数新闻记者心中的座右铭。但如果“拍得好”要以伤害为代价，那我们宁可站得远一点。

也是在上周，一篇关于网络歌手庞麦郎的报道，同样引来关于媒体伦理的争议。这篇报道中精心选择的细节、自然主义的描述，让很多人认为其中隐含了作者个人强烈的价值判断，进而讨论“何为客观中立”“应否有闻必录”。不说庞麦郎的“神曲”是不是好听，也不说杂志的报道是不是真实，一个共识是：媒体不是来制造伤害的。不管是对于草根红人还是演艺明星，在记录、思考乃至批评之时，或许都该少点八卦心态、少点冷嘲热讽，而是抱持更多“理解之同情”。

作为一个媒体人，处身当前的中国，既幸运又艰难。这个充满活力的转型社会，有着最丰厚的新闻土壤，也有着最激烈的新闻竞争。正因此，尤需要媒体人不唯眼球是取、不唯点击是崇，有更多“建设姿态”、更多“责任意识”，方能更好推动社会前行。以庞麦郎为例，与其关注他“板结的头发”“透明的皮屑”，不如想想如何让草根中的梦想不被商业摧折、不被喧嚣淹没，更好地迎来春天？以姚贝娜为例，与其无所不用其极去偷拍手术，不如关注她捐赠眼角膜，呼唤带动更多善行。

新的一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媒体头条在马不停蹄地转换中，仍将艰辛记录时代的脚步。这一场让记者不小心成为了主角的争议，也提示更多人：传播力与社会责任永远绑在一起，不管传统媒体、网络平台，还是手中有着麦克风的我们每一个人。

近日，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这条消息，让喜爱姚贝娜的人们沉浸悲恸之中，也让公共舆论场掀起一场震动。

起初，这是一个以头条形式出现的讣告。很多人震惊，并且感伤。但这条消息太不平静，几天来，抒情、嘲讽、批判的浓度越来越厚。公共舆论场，已经开始充斥着道德义愤，既让人意外，也让人感到隐隐不适。

批判起源于记者的报道方式。姚贝娜离世当晚，其生前经纪公司华谊兄弟音乐指责《深圳晚报》以不正当的方式进入医院拍摄采访，随后一篇名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质疑聚集在病房外等待姚贝娜消息的记者行为失当。《深圳晚报》18日凌晨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致歉，承认报社记者确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

具体分析，当然有记者做出不尊重死者的行为，有违操守。媒体做出回应和道歉，是否满意，读者各有分说。是不是每个记者都在冷血期待？有些是，有些不是。职业伦理问题，可由行业讨论，内心动机的揣度，需要请教心理学家。关爱姚贝娜的人们，可以依然表达他们的悲恸，或者以各自方式送别。如花生命逝去，引来广泛关注，至少有那么多人为她的灵魂默念，这或许算是一种告慰。

离世的生命，去往无瑕的天地，尘世间，却有太多人假借其名，以自我崇高化的倾向，诋毁、谩骂着对方。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习惯性的用道德相互矮化，很多人以洞悉心机、看穿人性的方式介入公共议题，以抒情和愤怒为是非，不知所以。他们像是急切地悼念、默哀，却急不可耐地怒骂。很遗憾，我们都是那个往妓女身上丢石头的人，大脚踩踏着那些凡俗的“罪恶”，感觉到痛快。

已经分不清这是讣告、娱乐新闻还是什么，可以清楚的是，这是一个获得空前关注的信息，人人都可以插上话的议题，但每当如此，就是人皆圣贤的模样，人性总是被想象得无比肮脏。超量的愤怒，泼向了一个逝者的新闻，该当愤怒之时，却哑口无声。一哄而上式的道德义愤，镶嵌在了花边上，这是让人感到不适的现象。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秃鹫，问题在于，这个社会的愤怒已经失去了严肃的趣味。其实道德义愤，莫不成了另一种消费，嘲讽、批判，变成了一种打哈欠、伸懒腰的方式，成为人们习惯性的公共姿势，甚至惺惺作态。我们的舆论场，不知不觉，建立了一套道德鄙视的链条，大家彼此轻慢，向下之下，早已没有立足的根基，看不见底线。

如果没有“无情”、“冷血”的字眼作为武器，可能连娱乐的惬意都会不在。如果批判、嘲讽成为更高级的娱乐，一种新的消费方式，那么聚光灯之下，人人随时都可能成为被唾弃的标靶。真诚的哀悼，或者坦诚关注一个重大信息，可能是这个社会、舆论需要重新学习才能习得的“人之常情”。

【在少数特定的情况下，记者会在灯光的照耀下投射出伟岸的身影，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记者不过是受公众之托出街打探消息的“细作”而已。】

伴随著名歌手姚贝娜不幸去世的消息不断刷屏，另一种声音也开始在网上逐渐传播放大，其中最响亮的两个源头，一是姚贝娜经纪人在其微博中怒骂深圳晚报记者“行为龌龊”，其二是一篇名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以下简称《病房》）。前者直截了当，后者条分缕析，但结论高度一致，都是指责记者们在姚贝娜去世前后的报道中摔碎了节操。（相关报道见13、14版）

由于几乎所有不幸事件的现场，都能看到记者的身影，不免给外人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印象，《病房》一文中就直接把记者斥为食腐逐臭的“秃鹫”。所以记者的节操，一向不被看好。

但大多数批评意见中，几乎都没有对记者节操的构成做过仔细的分析，便以一种笼统的道德标准，对记者群体做出全称判断。譬如嗜血、无情、缺乏人文关怀等等。

但记者群体由无数的个体构成，抛开对一个个记者的具体观察，就无法对记者群体做出是好是坏的整体判断。同样，记者的节操也由不同层面的要素和标准构成，抛开具体分析，也就无法笼统地要求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节操。

具体而言，记者的节操至少应该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敬业精神，其二是职业伦理，其三则是社会责任。敬业精神要求记者目标单纯、勇往直前，不拿到第一手信息决不罢休；职业伦理则要求记者恪守若干职业守则，譬如不得给被访者带来伤害，不得增加被访者的痛苦，不得或者尽量少地涉入事件本身等等；而社会责任则更进一层，要求记者们的采访、媒体的报道，都应该遵从社会道德共识，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最好还要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等等。

在部分情况下，上述三个层面的要求能够统一。譬如冒险深入战争前线，不断发回战事报道的战地记者，或在余震不断的地震现场坚持直播的电视记者，都因实现了上述三重标准的统一，而维护了记者的节操，甚至光大了记者的形象。

但在更多情形下，上述三者并不一定能够统一，记者往往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做出某种权变，因为选择权重的不同，不同记者的节操便有高下之分。譬如姚贝娜经纪人的“怒骂”，乃是针对深圳某晚报记者伪装成医护人员混入太平间，拍摄了姚贝娜的遗体。就敬业精神而言，这几位记者无疑足够精进，但就职业伦理而言则犯了大忌，更遑论社会责任。不仅姚贝娜的经纪人怒骂，记者同行们同样会予以强烈的谴责。与此不同的是，《病房》一文中所指责的那些守在病房外的记者，也会面临某种“节操困境”：守在病房外等待一个不幸的消息，确实不如静悄悄地离去更能表达对逝者和家属的尊重。但就记者职业而言，此时弃守，不仅完不成报社的任务，其实更对不起关切姚贝娜命运的人民群众。权衡各方的因素，记者只要做到在病房外安静地等待最后的消息，在节操上就没有违和感。

在少数特定的情况下，记者会在灯光的照耀下投射出伟岸的身影，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记者不过是受公众之托出街打探消息的“细作”而已。既不辜负受众的托付又能恪守职业伦理，且不违背自己及社会共同的道德原则，就是好记者的标准。至于有人在看过了消息、满足了“知情权”之后，又来指责打探消息的记者缺德、无心，则也属于记者的职业风险之一。扪心自问，无愧便好。

【新闻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晓欲的同时，也要恪守相应的职业伦理。懂得协商，学会协商，坚持协商，应该成为所有新闻记者及敏感事件当事各方的必修功课。】

围绕歌手姚贝娜去世，采访伦理成了舆论热议的话题。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无形，所以相对难懂；规矩抽象，所以无法按图索骥。规矩即伦理。不论哪个行业，离开规矩必然乱象丛生，而乱象则是伦理失范的写照。新闻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晓欲的同时，也要恪守相应的职业伦理。因为知晓亦有道，违背职业伦理采集到的信息，公众也不买账。

新闻采访是记者的职务行为，有太多规矩要恪守。时下，谈到采访，业界和学界强调采访权，这当然没错。只是权利和责任犹如硬币的两面，不能割裂。媒体强调采访权，源于新闻采访活动遭遇过碰壁。可是别忘了，媒体的采访权必须建立在受访者自愿的基础之上。毕竟，媒体不是执法机关，记者也不是执法者，受访者有选择接受采访或拒绝接受采访的权利。受访者愿意采访，采访才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则。否则，强扭的瓜非但不甜，还可能相当苦涩。

事先协商，让记者和受访者地位平等，这有助于采访氛围的友好、和谐。当然，事先协商并不适合于所有的采访活动。比如，对于暗访某些可能危害社会的事情，隐性采访就很必要。隐性采访无法协商，属于“途中道德”的范畴，也就是临时道德原则。姚贝娜去世事件，个别媒体用类似隐性采访的方式获取新闻，惹怒了相关当事方和公众，就在于和事先协商的采访伦理原则背道而驰。

事先协商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也最为人性化。记者事先告知受访者自己的目的，受访者对记者的这个诉求进行评估，最终选择自己是否接受采访。可见，协商之道才能达到多赢效果。当然，事先协商相对麻烦，有时还可能碰钉子。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并非所有的记者都乐于按这样的伦理程序行事。减少程序确实省事，只是省事的危害要预料清楚。否则，付出的代价甚至是高昂代价，就后悔莫及了。

没有养成事先协商采访的习惯，靠走捷径接近受访者，即便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也潜伏着许多危机。就姚贝娜去世来说，她事先希望捐赠眼角膜，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决定。倘若这一事件中的当事各方能够充分协商，有序应对，事件恐怕就不会走向目前的不愉快局面。理论上可以沟通成功的事情，因为某些细节缺乏协商，虑事不周，最终闹得不可开交。

进一步说，协商原则也具有较强的延伸性。昨天下午，华谊兄弟批评涉事媒体擅自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向社会募捐。公益本是好事，但要考虑时机，走先协商后募捐的程序。特别是在逝者为大的氛围下，如果某些环节多细加考量，多进行沟通，可能就不会出现目前的状况。

懂得协商，学会协商，坚持协商，应该成为所有新闻记者及敏感事件当事各方的必修功课。这是姚贝娜去世事件给所有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