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为我党我军开辟了一条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成功之路，而且体现在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80多年来，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重深入实际，把调查研究同群众路线思想相统一，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认识论的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集体就已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深入思考。在1919年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主张“群众联合”，在随后连续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把“民众的大联合”看成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我们党比较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是在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转战赣南、闽西的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表述的。信中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其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信中指出，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这就提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关系问题。可见，党把调查研究作为思想认识路线问题的提出，跟党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大致在同一时期。 作为认识论，群众路线反映了党在人民群众历史定位、历史作用以及党同群众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因此，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的古田会议，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作为领导方法的认识论意义。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在连城新泉接连几天召开支队长、大队长调查会，还深入连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到附近农村召开群众座谈会，详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到古田后，又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发扬民主，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在此基础上，各单位召开党支部会议，对本单位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发动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思想，提高觉悟。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方针，而这两方面恰恰就是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成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他说，是否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有决定的意义。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的思想，从而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内在关系更明确地作了表达。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本身既孕育了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也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的初步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众路线的理论，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思想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性，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并且把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当作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所作的重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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