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身体力行践行群众路线，倡导推动“四下基层”。在闽东，他曾披荆斩棘步行两个多小时，深入寿宁县下党乡，现场解决发展难题，为下党乡注入致富源动力。这是让总书记深情难忘的一段经历，更是激励广大干部心系百姓、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榜样力量—— 群众的赞许最甘甜
 习近平同志当年深入寿宁县下党乡调研。（资料照片） 东南网5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采访组） 寿宁县下党乡，最近一段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深情地回忆起20多年前在寿宁县下党乡的调研往事。 一个地处偏远的闽东小山乡，为何能让总书记这样牵挂？一段20多年前的尘封往事，蕴藏着怎样的动人故事？ 5月9日，本报记者再访下党乡，追忆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记忆 驱车从寿宁县城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区公路前往下党乡。一路上，青山如黛、满目苍翠，灌木丛中散落的杜鹃花不时映入眼帘，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闽浙两省三县交界处的下党。 在村头，只见修竹溪水清澈奔流，一座造型古朴的廊桥飞架两山峡谷间。离桥不远处，一条曲曲折折的石径从山上蜿蜒而下。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鸾峰桥。它始建于明代，清嘉庆五年（1800年）重建，桥长47.6米，拱跨37.2米，是全国单拱跨度最大的贯木拱廊屋桥。当年，习近平同志披荆斩棘、跋山涉水来到下党乡现场办公，这座廊桥就见证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记忆重回25年前的下党乡—— 1989年7月19日中午，烈日当空，酷暑难耐。 寿宁县下党乡，与鸾峰桥相望的文昌阁边，一群人从荆棘丛生的崎岖山路走下来。他们头戴草帽，汗透衣背，风尘仆仆。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 “‘地府’来了！”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欣喜异常。 “当地百姓管地委书记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本地发音。”25年前的这一幕，时任下党乡党委副书记刘明华历历在目，“习书记一行受到最为热情隆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官’，他们自发摆出各种担桶，一桶一桶都是清凉饮料，用当地草药做的，还有绿豆汤。” 寿宁县地处偏远，明代写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冯梦龙就曾在这里当过知县。当年，冯梦龙从家乡苏州到寿宁去上任足足走了半年，足见当时行路之难、所在之偏。 下党乡则是寿宁最边远的山乡，素有寿宁的“西伯利亚”之称。这里曾经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所在地通往四处毗邻乡镇，都得翻山越岭步行10多公里，买卖东西只能靠肩挑背驮。直到建乡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 下党之行，是习近平为了兑现承诺而来。 下党乡1988年才成立。1987年10月，杨奕周、刘明华等四名干部受命筹建下党乡，这里的贫困、闭塞程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刘明华回忆说，由于没电，村民晚上只能点蜡烛、火篾。公路不通，山路难走，小贩们挑货进山都不敢进液体货物，怕一不小心摔碎，血本无归。因此，这里不少人连酱油都没有见过。没有校舍，孩子们只能在庙里上学，正所谓“学生与菩萨同堂，念书与念经同声”。一年里难得放一场电影，放完后一堆孩子都跑到电影幕布背后，想捡电影里射出的子弹壳。 1988年元月，下党乡正式挂牌成立。乡领导班子最愁的就是如何打通进出乡里的通道，如何让百姓摆脱贫困。 1989年6月，时任下党乡党委书记的杨奕周在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时，站起来“放炮”：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习近平当场跟他约定，一定要去下党一趟。 “我们以为习书记只是口头答应，可能不会来。”刘明华说。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就带领地直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前来下党乡现场办公。 这天6点，天刚蒙蒙亮，习近平一行就乘中巴车从县城出发，约9点到达平溪乡上屏峰村。这里离下党乡所在地下党村还有7.5公里，不通公路，大家就下车步行。 当地给他们准备了草帽、毛巾、木杖，大家顶着炎炎烈日，在崎岖山间古道上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党村。 习近平一到下党，顾不得休息，就召开会议。在认真听取乡党委工作汇报后，他说下党乡条件很差，干部群众很辛苦，并要求同行的地直部门、寿宁县负责人优先考虑下党的建设发展，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资金上大力支持，解决实际困难。 下党乡党委、政府临时在鸾峰桥边的王氏祠堂里办公，条件极其简陋，大家就围坐在小板凳上开会。午饭时，习近平一行移到鸾峰桥上用餐，简陋的饭桌、椅子就摆在廊桥上，边吃边谈。午饭后，稍作休息，习近平又进村入户、访贫问苦。 “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很少能见到这么大的官，大家以为他会很讲究，没想到他一点架子都没有。穿一件白衬衫，很朴素，午饭配的是乡下人吃的青菜、小笋、田螺，他也吃得津津有味。”刘明华回忆。 下午3点，习近平一行离开下党村，走羊肠小道、过独木桥、攀峭壁岩石，途经溪后、下屏峰等自然村，步行10多公里，历时两个多小时到达临近的芹洋乡溪源村。 一路上路险坡陡，且荆棘杂草丛生，他们拿着柴刀将挡在路面的荆棘、苇秆劈除。抵达芹洋乡时，已是夜幕降临。直到晚上8点左右，习近平一行才回到寿宁城关。 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第二天，习近平在寿宁县政府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下党乡帮扶工作是重要议题，当场拍板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其中40多万元用于建设水电站，尽快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用电问题。“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乡干部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都在想怎么用好这些钱。”刘明华回忆说。 习近平同志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 因为这一次践诺之行，下党乡成了习近平心中的牵挂。他先后3次去下党乡调研、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当地的建设发展难题。 仅仅几天后，习近平又一次来到了下党乡。1989年7月21日晚，下党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灾情严重。26日，习近平冒雨步行3公里，走了1个多小时才赶到受灾最重的下屏峰村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当时，芹洋乡溪源村到下屏峰村的路基被洪水冲毁，基本看不到路坯，大家只能沿着坑坑洼洼的河道岸边向上游跋涉，时不时还要过独木桥，踩着石头当垫脚。 1996年8月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带领省交通、财政、民政、老区、扶贫等部门负责人再次来到下党乡。“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习近平说，“我离开宁德之后，跟下党还有联系，老杨（奕周）经常来找我，跟我讲下党的情况。” 习近平查看了下屏峰村的灾后重建新村面貌和村尾的公路桥建设，并协调有关部门给予下党乡发展资金100多万元，帮助当地修建机耕路和发展生产。在他的协调下，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公路由省交通厅立项，1998年建成通车。 村里的老人回忆说，由于资金短缺，当时村里的石拱桥只建了石拱，桥面并没有铺平，施工搭设的木板便成了临时便道。习近平一行从桥面便道穿行到河对岸，沿着河岸向上游察看水毁后修缮的防洪堤工程。他谢绝去村部歇息喝茶，而坚持要进村民家中走走看看。 过去下党不通公路，寸步难行；如今公路直通乡里，从县城不到2小时就能到达这里。过去的特困户，现在有的脱贫，有的致富奔小康，老百姓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下党的发展变化，让习近平感到欣喜。 对下党的未来，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叮嘱再三。“下党的发展，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他要求，干部要发扬刚建乡时天天步行到各处开展工作的精神，披荆斩棘，搞好工作。要更新观念，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点，把脚步迈得更扎实一些。要以一村一户一人为对象去想路子，去解决问题，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上，才能实打实上一个新台阶。 “地僻人难行”的下党乡成为习近平牵肠挂肚的边远贫困乡镇，而杨奕周也成了他时常联系的“草鞋亲戚”。 杨奕周的女儿杨世凤回忆，无论是在福州、省里，还是在浙江、上海任职，习近平多次通过秘书打电话到家里，询问下党乡脱贫发展情况，关心老杨的家庭状况。2007年1月，杨奕周患病住院期间，习近平特地嘱咐秘书代他前往医院探望。当年6月老杨病逝后，习近平还特地发唁电表示慰问。 群众，在习近平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三进下党乡，是习近平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 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后，围绕转变干部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凝聚合力推动发展，亲自倡导和带领全区干部从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活动开始，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而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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