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兰考“爱心妈妈”袁厉害家中发生火灾7名孩子丧生。此后，围绕着袁厉害和兰考民政局，围绕兰考部分党员干部作风等话题，引发了媒体广泛关注。新华社批评称，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新民周刊》记者问兰考官员如何看待此评论，该官员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新华网1月16日）

国家级贫困县兰考县最近很热闹。一场意外的火灾烧出了儿童福利之困，也烧出了干部作风之乱。兰考县在历史上的令名来自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当年虽然兰考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焦裕禄本人又患有严重的肝病，但他不仅没有享受特权，没有脱离群众，而且为了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民众的福祉始终奋战在第一线，直至被病魔夺去了年仅42岁的生命。焦裕禄精神的可贵正在于心中永远装着群众利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仅人民永远感激他怀念他，而且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党员干部的楷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焦裕禄至少在兰考的干部心目中应该形成一种品牌效应，是当地党员干部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料，针对火灾事件后媒体发出的“部分兰考官员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个别官员却狡辩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这实在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焦裕禄在这位官员心目中不以为荣耀，反成为包袱，未必不是当地部分干部精神状态的“实话实说”。从火灾事件曝光使兰考再次进入舆论关注的中心之后，我们看到的更多不是焦裕禄传人，而是令人懊恼的干部作风大滑坡。火灾一发生先急着将事故全部责任指向袁厉害“非法收养”；在记者蜂拥而至后又为了堵口对媒体记者好吃好喝招待；花2000万建财政中心、5000万建农业大楼却无钱建福利院收留弃婴；新闻发布会前，某些官员在电梯内毫无收敛照常与人嬉笑；等等，众多迹象表明，焦裕禄精神被一些人真的当包袱给甩了，而利己、冷漠、自私、滥权等不正之风则正在灵魂附体。他们不只是愧对焦裕禄，更是愧对自己的职责，愧对每月从纳税人那领的钱了。

争当贫困县、保住贫困县的帽子，据说一些曾经是一些地方官员最看重的工作，能够躺在贫困县的“安乐椅”上争取国家支持，他们图的不正是越懒越快乐么？国家级贫困县兰考县有没有这样干过，我不敢妄议。不过，从一些官员愧对焦裕禄的作派，懊恼“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的“心声”上，可以看出，他们对“焦裕禄精神”早就不耐烦了，闹得大家都盯着，都指望他们能够见贤思齐，显然对他们的“精神贫困”构成了障碍。

兰考要甩掉贫困县的帽子，要避免损害人民利益的种种糗事发生，则干部首先要摆脱“精神贫困”，在焦裕禄精神中寻找精神富矿，否则，火灾事故背后所暴露出来的干部作风之弊，将更加积重难返。到时候，群众难免会模仿前述“倒霉”造句：兰考倒霉就倒在尸位素餐的干部身上了。

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城关镇一处居民楼发生火灾，之后围绕着“爱心妈妈”袁厉害和兰考民政局等，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批评称，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有兰考官员对此批评回应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

“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身上”这句话真是把笔者雷的“外焦里嫩”，纵观事件始末，兰考官员从火灾发生后的推脱责任，到请记者吃饭再到近日说出如此雷言囧语，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让焦裕禄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躺枪”不知道兰考闹剧还要持续多久，还要给我们带来多少 “欢乐”与“惊喜”。

俗话说：“拉不出屎来怪茅楼”兰考自己做的不好为何要去要求别人不去比较与指责。有谁规定，兰考只有一个焦裕禄?有谁规定后人就必须没有焦裕禄做的好?焦裕禄应该象征着一种领导干部为人民群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而不是单单是一个名人象征，兰考把不如前辈当作理所当然，实乃叫人觉得脸红。也折射出了兰考政府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

如要堵住别人的嘴只有自己做到位，别人才不会说三到次吹毛求疵，把别人的指责当做改善自身的动力才是真正的态度。诡辩只能为兰考抹黑为焦裕禄丢脸，只能成为笑柄。

通过这件事情同时也折射出了重拾焦裕禄精神已经显得十分重要，不管何时焦裕禄精神依然是指导党员干部为群众服务的重要精神，积极响应十八大精神各地区把改善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做到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让百姓给予政府一个公正的评价。

钱是一个因素，制度也是一个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意识问题”。近日兰考县领导对于记者“为何没有福利院”的这番回答，态度坦诚也近乎反思。10天来，对这一事件的持续追问，引发人们不断递进的思考

从争议“爱心妈妈”袁厉害的道德行为，到怒斥当地对孤儿救助的管理失职，从关注民间收养合法性的各种议题，到聚焦兰考6月修好县级福利院的政府承诺，这些变化让人痛心之余也由此深思：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更好地加强社会管理？

如何补足“管理短板”

早在2010年，就有摄影记者跟踪拍摄袁厉害和她的孩子们，一组叫《命若垃圾》的照片，触目惊心。然而，当地却长期“选择性失明”。少人问津的背后，是法律意识的淡薄；无所作为的动因，是群众观念的匮缺。

孤残儿童，人数相对不多，问题相对单纯。但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在一些社会管理者看来，也颇有难度。这折射出在社会管理上的能力不足。这样的能力短板，遭遇流动时代的挑战，更显突出。无论是贵州毕节取暖闷死垃圾箱的5个男孩，还是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关停困境，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农民工子弟……昭示我们在社会管理上的新问题。

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相对薄弱的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挑战。群众权利意识高涨，利益诉求高度分化，互联网“未知远远大于已知”，这些都要求我们补齐社会管理短板，更好地应对时代挑战。

如何增加“制度供给”

兰考大火，让人看到当地儿童福利状况：80万人口的兰考县，竟然没有一座福利院。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所描述，在有些地方，儿童福利制度还处于“三无状况”：无儿童福利法，无儿童福利行政指导体系，无基层的儿童福利设施。虽然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曾下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从2011年起国家每月向孤儿发放生活补贴，基本的孤儿保障制度已经建立。但这一体系还不尽完善，缺少整体性的框架设计，也缺少制度间的衔接。

这样的缺失，让人深思。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必然要回应需求。火灾后，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令人惊心：我国现有孤儿61.5万人，被政府福利院收养的不足20%。数字背后，是急需完善儿童福利相关制度的热切渴望和强烈诉求。

没有制度规范，民间善行与牟利行为划不清界限，袁厉害就难免背上黑锅；没有法律要求，福利院也可建可不建，孤残儿童难免流落民间。制度建设更充分、制度设计更科学、制度执行更完备，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诉求，创新社会管理。

如何划清“合理边界”

记者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当地并非个案。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私人收养合法边界的讨论，也让人反思：在儿童保护与救助体系之间，一方面亟待民间力量播撒爱心，另一方面，个人、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也有着政策门槛、法律风险和监管难题。

社会管理新格局，既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也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然而，袁厉害的被质疑，说明公众和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在很多时候会遭遇“玻璃门”、“天花板”。在这方面，我们有政府接棒“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也有云南镇雄学生食用营养餐后身体不适的教训。这些都启示我们，社会力量介入社会管理，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主导的政府，必须为民间行为划定边界。

兰考事故后，民政部回应，要积极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正如校车事故倒逼《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免费午餐”催生营养午餐补贴……不断从中汲取制度改善、管理创新的营养，社会前行才能更稳健，“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的愿景才能成真。

河南兰考火灾之后，又是云南镇雄县山体滑坡灾害，两次灾难将国人的目光牵引到民生艰难的欠发达地区。

苦难不会说话，但灾难会说话，每一次灾难都让国人忧心远方的困顿，每一场灾难都会暴露出众多的不堪，正如眼下的雾霾天让发展的粗放暴露无遗，留给我们的是思考与应对。客观而言，越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因为缺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条件简陋，生活条件艰苦，防灾抗灾能力更显薄弱，发生旱灾、水灾、泥石流、矿难之类灾害的概率更大，灾后的惨景与损失更甚，恢复与重建的难度也大。兰考因为贫困，没有福利院，以致发生袁历害家中的悲剧。玉树地震后，只能靠双手救援，缺乏大型机械；云南大旱时，村民看得见水却喝不到，想修条管道、购买水泵，却没有钱。

这就是每一次偏远地区的灾难过后，暴露出来的客观现实。面对贫困我们无须讳言，直面贫困我们才会致力脱贫。但我们也要看到，因自然条件所限，客观困难一时难以改变，防灾减灾的主观能动性就更显重要。

这次镇雄县的山体滑坡灾害，就显现了事先预警多么重要。去年6月28日，四川白鹤滩镇矮子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此前10多个小时，有关方面发出预警，矮子沟沿岸村民全部撤离。而白鹤滩水电站前期工程施工人员及家属却未能幸免于难，原因是有关人员对防灾麻痹不仁，对预警短信竟一删了之。

每一起灾难都令人哀痛，每一起灾难在事后都能找到原因，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原因。正因为每一次灾难过后，我们在梳理引发灾难的因素时，发现原本可以躲过一劫却疏于防范，这种后悔更令人扼腕。每一起灾难中猝然逝去的生命，总是令人久久难以安宁。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他们平时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困顿，用苦难支撑着希望，一旦出事，常是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兰考火灾中的残疾孩子，毕节那四名流浪儿童，王家岭透水事故中的矿工……他们的蒙难，通常更让人唏嘘，我们也总是祈愿他们在天堂能多享点福。

民生责任大如天，如何加强对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较差的人群的保护，给他们一个安心遮风避雨的场所，让他们不会因一次事故、一次雨雪、一次意外而蒙受不幸，更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不可得过且过。因为贫困，因为艰难，他们需要更多的温暖与帮助，希望他们的房子能坚固，他们的生产安全有保障，周围的环境不被污染，上学的路上不会有灾厄，工钱不会被拖欠，营养餐不会被克扣，能在苦难的一角里自如地伸展希望。

对防灾的态度决定着灾难的烈度与痛度，我们或无法杜绝灾难，却能有效地预防或尽可能地减少损失。镇雄县山体滑坡灾害再次警醒我们，对防灾条件较差的地方，更要倍加关注才行，不妨拿出削山造城的魄力去改善民生，尽最大努力去防患于未然，减少因灾致贫致人身伤亡的悲剧。

2853个县只有64个儿童福利机构，亟须明确政府对儿童福利机构的“兜底”责任。

日前，民政部回应河南兰考火灾事件时，承认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十二五”期间将力争在全国每个50万人口以上的县城都建立至少一个儿童福利机构。

央视昨日报道，中国2853个县中只有64个县有儿童福利机构，这样的数据显然是不正常的，儿童福利机构亟待“扩容”。希望接下来的制度完善，能系统地解决儿童福利机构的资金、政策等问题。

不过，近日在广东揭阳发生的一起“借孤儿”事件，也特别提醒，有了儿童福利机构还不够，如何保证其发挥正常作用、不被“空壳”化，需要在制度设计时就有所应对，明确政府对儿童福利机构“兜底”的责任。

揭阳一所儿童福利院，1995年已建成主体大楼，但却被挪作他用沦为“空壳”，当地很多孤儿一直散落在寺庙和个人家庭。这次兰考大火之后，广东省民政厅要进行检查，揭阳民政部门才想到去寺庙“借孤儿”以应对。事后，当地民政局局长被免职，区民政局办公室主任被停职检查。地方政府对福利事业的漠视，由此也可见一斑。

如果说兰考大火反映了儿童福利机构的缺失，那揭阳“借孤儿”则反映了专家说的另一问题——儿童救助“是福利行政，而没有福利服务”。政府把经费一层层拨下去，但钱用到了哪里，孤儿有没有享受到服务、生存状态有没有被改善？则缺乏明确答案。去年合肥儿童福利院就被曝买奔驰，当地民政局负责人一度坚称买奔驰不过分，其他省会城市儿童福利院的车有的比合肥的还要好。他的话是否属实，局外人无从考证。但用于儿童福利改善的有限的经费，是否用在了刀刃上，成为盘旋在人们心头的疑虑。

此外，对于那些待救助的孩子而言，需要的不仅是一座挡风遮雨的房子，还有成长所必须的感情和关爱。袁厉害收养的一些孩子，不愿去物质条件更好的福利院，只因他们离不开无可替代的“母爱”。国家统一要求拨经费、划土地建个福利机构，或许不难，但能否让这些机构，成为给孩子温暖的“家”，则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跟进，比如有没有专业的、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工作人员？

保障儿童福利，需要更多福利机构，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绝不仅是造房盖楼这么简单。福利机构资金保障机制、运行情况的监督、孤儿收养标准的界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等配套，必须同时跟进。政府切实承担起“兜底”的责任，儿童福利才能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沦为华而不实的空壳。

□新京报评论员 王华

1月4日，河南兰考一场火灾夺去了7名孤残儿童的生命，同时，也把“爱心妈妈”袁厉害式的民间收养困局推到了公众面前。尽管兰考县已启动问责机制，但争议仍未结束。兰考大火暴露文明底线上的民间苦痛

刘采萍：袁厉害是本周对社会震动最大的新闻人物之一。媒体用“始自爱心，终于痛心”总结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然而，这样的遭遇却绝非孤例，与袁厉害相似的助孤困境，两位一定不陌生。

张金岭：据我了解，中国民间类似的，处在法律边缘的收养行为，其实很常见，只不过少有家庭一下子收养这么多孩子。

李妍：一件明明是出于良善之心的好事，怎么会成为一种困境呢？可是，现实真的像袁厉害妈妈遭遇的那样：有一份善心，愿意出一份力；但是收入微薄，收养孤儿也只能勉强糊口，至于健康、安全、教育，都没法谈。这可能是现在民间助孤，特别是渐成规模的家庭的一种基本状况。兰考大火，揭开了民间助孤困境的冰山一角。

刘采萍：本报也报道过类似“大家庭”般的民间收养抚育孤儿事例。曹春生的东方希望儿童村、武安李丽娟和安平王小芬两位“爱心妈妈”，还有唐山滦县高淑珍开办的“爱心小院”，都有这个特点。当然，在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下，他们没有发生过袁家那样的悲剧，而被人们敬为大爱楷模。但是，长期跟踪采访他们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一点也不比袁厉害少。为了养育孤残孩子，有的从“小康”甚至“大款”，变成了四处化缘的“祥林嫂”。这样的困境在媒体关注之外，一定更多。

张金岭：出现袁厉害这样的爱心人士，其实是中国社会灰色地带太多的原因。兰考这个地方，政府没有对孤儿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是民间收养存在的根本原因。现在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对这种收养态度很微妙。像对待袁厉害，民政部门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落得清闲。试想一下，如果袁厉害不出事，还有可能被塑造成个道德楷模之类的典型。这样政府既省了心省了钱，自己地面儿上又产生了一个模范，真是非常划算的事情。

刘采萍：看完新闻有人说：“(孤残儿童)连这种活儿法，也没法维持了”。我理解他的意思，对于袁厉害家的那些孩子来说，虽然生活环境、教育质量都不敢去较真，但好歹有人惦记着他们的生存。这真是一种“人权之下的生存”，是最低质量的生存。要不是这次以死伤这么多的极端事件成为新闻，我们的社会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孩子也是有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而我们给他们的“必要条件”，就是一个袁厉害那样的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不是有种说法吗，如何对待流浪乞讨人员，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底线”。那么如何对待这样的儿童，更是“文明的底线”。饥荒战乱时代，这条底线可能无法保持，但当复兴、崛起、发展这些成为主题词的时代，这条“底线”还失守，而且失守得这么悲哀这么残忍，那真是和“文明”相悖太远了。

张金岭：兰考大火事件，真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背面，以及生活在背面的中国人卑微的生存状态。我个人觉得，兰考的这场大火，烧出了中国社会的人道底线。判断一个社会的人道状况，只能从最低端看，哪怕你的宣言写得再精美，只要还有孤儿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地里，我们一切主流语言的描述，都会黯然失色。朴素爱心不该承受不公正的双重重荷

刘采萍：透过新闻我们得知，兰考从警察到出租车司机到医院大夫，都知道：碰到被遗弃的残疾婴幼儿，可以把他(她)交给袁厉害。在很多人心里，也是承认袁是个“好心人”的吧。但是，当火灾烧死7名儿童这样的悲剧发生时，质疑立刻涌来：她尽到责了吗？她有这个能力吗？甚至，她是真的为了孩子吗？这样的质疑也常常指向与袁厉害有相似经历的人。为什么民间收养或救助，特别容易引起争议呢？

李妍：袁厉害以一己之力，背负政府应该承担的巨大公共职责，这是一种悲壮；抚育孤残儿童，从一种道德正能量，到最后面临“非法收养”的问责，这是另一种悲壮。

我觉得不仅是民间慈善救助容易引起争议。对当下慈善而言，从官方到民间，哪个没有引发争议呢？公信力，几乎成为普遍的问题。对袁厉害妈妈的争议，其实也算是当下民间救助的困境：他们做善事，却苦于没有公共部门支持；自然，他们的行为也就没有一个透明、公开的途径呈现给大众。不公开、无透明，从来都和争议质疑相伴。所以对那些愿意真正做点善事的人来说，这很尴尬，也很伤心。

张金岭：我觉得，哪怕是袁厉害有些缺点，只要她在收养过程中没有故意对孩子造成人身伤害，也是可以谅解的。在当下的中国，谁肯为一群这样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哪怕生活条件差，但这些孤儿毕竟在她这里活下来了，生存权得到了保障。而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本来就是政府最重要的义务之一。

可以这样说，如果袁厉害有缺点——— 比如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也不应该追究袁厉害的责任，而首先应该追究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责任。这个责任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该很容易界定。当地政府没有任何资格挑袁厉害的毛病，自己该干的事没有干，推到一个公民身上，当地政府没理由对一个公民提出道德要求！我看到一些舆论对袁厉害的挑剔，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时很怀疑一些人，包括一些专家的是非判断力……

刘采萍：她为我们这个社会、为公众承担了很多责任。有个记者跟我说“谁愿意养那些孩子，每个月给他1000元，让他养一个月试试……”我估计没有多少人真敢去“试试”。那么，人们承认他们的“大爱”，又为什么对这样的形式无法放心呢？我觉得，政府的暧昧态度，是造成民间收养救助陷入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政府的态度怎么个暧昧法？袁厉害们默默无闻、独自行动的时候，政府机构往往漠视，甚至嫌给地方丢脸，；而一旦媒体关注多了，就赶紧做做样子，如果央视报道了，马上盖房子给钱，倒成了一桩政绩。这种态度的转变令公众很反感，而这份反感，有时又会延伸成对救助行为的不信任。

李妍：“要么不管不问，要么过度包装”，除了损害民间慈善的公信力之外，还有一种结果：这样的舆论造势下来，许多参与救助的个体，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去承担自身不可承受之重。比如袁厉害，据说后来人们看到弃婴，就直接交给她。她为盛名所累，即便早已超出了个人能力范畴，也不得不被动接受。

而在另一面，官方却把持着救助的审批、资金等通道，轻易不向民间放开。比如袁厉害做的事情，当地几乎家喻户晓，可这么多年硬是连完整的收养审批都没有，最后被扣了个“非法收养”的罪名。公共部门不做事，但是占着坑，结果民间人士想做，却没审批、得不到支持，甚至不能更好地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于是想做好的也做不了，只能因陋就简地维持下去……

张金岭：社会福利有些方面进步了，但有些方面却衰退了，比如国家对孤儿的抚养责任，存在着重大缺憾。

我小时候，住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虽然很穷，但县城还有一个福利院，弱智和残疾的孩子都能得到很好的照料，虽然条件差些，但毕竟有一份人性的温暖在。我记忆中，后来福利院的孩子里，能上学的都上学了，不能上学的，政府都在县里的国营企业给安排了工作，吃上了“商品粮”，这在那个时代的县城是高人一等的社会身份。但不知什么时候，县里的福利院给撤了。兰考要建福利院，我才知道这个县原来也没有福利院。从这种情况看，社会发展导向确实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这个责任其实不在兰考民政局，也不在兰考县，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课题。政府助孤是尽义务别拿“没钱”说事

刘采萍：其实不仅兰考没有福利院，目前国内多数县(市、区)都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最近民政部披露，我国现有孤儿共约61.5万名，其中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10.9万名。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在袁厉害收养的34名孤残儿中，只有6人在官方低保名单上，大多数没有领取“孤儿补助”的资格，很多孩子是户籍上的“黑孩”。可以想见，在50万孤儿中，这种情况也一定很普遍。那么，国家对他们尽到应尽的义务了吗？这种义务，是一句“没有户口”或者“没有登记”就可以推卸的吗？政府的义务，最终又被推卸给了谁？

李妍：民间救助，政府有责。兰考大火之后，当地问责了一批官员。所谓问责，就是拷问他们的尽责与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可能还只是一种惯常的形式上的问责。就是说，出了一个公共事件，按照程序，需要有官员来承担责任，就按这个程序把问责的结果放出来。许多人质疑：问责的，怎么都是芝麻绿豆官？为什么问责这些人？他们在这件事上究竟承担怎样的责任？通过问责又如何完善体系……都没个交代。一个太过模糊的问责程序，只甩出结果，却让人看不到继续走下去的路线，这样的公共责任承担，恐怕也让人难以乐观。

刘采萍：“民间救助，政府有责”还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传统。中国从唐朝起，就开始拥有比较完备的恤孤养老慈善机构，朝廷一直对佛寺收养孤寡老人和流浪儿童的善举给予经济资助。在最重视慈善事业的宋代，救助流浪儿童更进入专业化阶段，不仅养孤，还要资助他们免费上学。至近现代，官方对民间救助的支持也从未断绝过。上世纪20年代，熊希龄先生开办流浪儿童救助机构“香山慈幼院”之初，是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斡旋协商，为他争取到了曾为皇家园林的香山公园作为园址。可见当时这项事业和责任，在整个政府体系里受重视的程度。

现在的问题是，公众一提“责任”，地方政府就提“能力”——— 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没钱、没能力，或者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面对这样的回答，民间助孤不堪重负而又无人支持的困境，难道注定是个死结？

李妍：我觉得，在当前很多地方，公共财政如何使用，很多时候首先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意愿的问题。比如在兰考，当地有钱建设什么财税大楼，却没有钱去供养一百个孤儿，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即便真的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那么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集结能力，整合一些民间资源去帮助民间做这些事情，不也可以吗？关键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花钱、花时间去投入和尽责。

张金岭：政府要把难处归到钱的问题，那就是借口。把政府失责归于钱的问题，是违背常识的。以当下一个县级财政的力量，供养境内的孤儿，建个孤儿院，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一定说有问题，那是昧着良心说话。其实还是个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地方政府往孤儿院这里配置资源的冲动，现在看来是个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退一步说，政府真拿不出足够的钱，对民间收养也必须给予必要的扶助。这个必要，不是象征性的给点儿，而是必须承担大部分费用，才能和政府的责任相符。民间助孤期待人性温度与制度力量

刘采萍：我们看到民间助孤这么沉重和悲凉的背景，那么，就必须谈谈如何为之增加温度与力量。1月9日，民政部终于正式回应了兰考事件，承认兰考火灾暴露了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并称，未来将在县级建设更多儿童福利院，同时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这种态度的转变，是改善的第一步。两位对此有怎样的期待？

李妍：我注意到，国外对孤儿救助多是采用家庭形式。因为通过收养或长期寄养家庭照管，向孩子提供一个永久性的替代家庭，要比在一个机构照管孩子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政府集中建设儿童福利院院，当然是孤儿救助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但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方式。民间家庭收养，可能也是一个大的方向。政府在这个趋势中要做的，我认为首先是要放开公民收养的门槛。另外，对民间集中收养的，是不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放低审批门槛？

刘采萍：据我了解，被民间收养的孤残儿童，有一些，可能还是有机会进入特教或者社会福利机构的，但是他们在那里往往遭受歧视，或者丧失家庭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缺乏完整的社会交往关系。而“爱心小院”、“爱心家庭”等方式，也许目前更利于孤残儿童的成长。但问题在于，这种收养救助往往因经济压力难以为继，或者条件过于简陋。政府应当尽快考虑对这种方式进行规模化、程序化资助。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这种资助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

李妍：让民间放手做孤儿救助的好事，这是第一步。其次，应该主动承担起民间收养者的养育资金，保障孤儿能在最类似家庭的条件下，拥有安全无忧的生活。财政资金投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对这些民间助孤家庭给予应有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帮助。当然，这当中，除了提供公共服务外，还需要监督一些借此盈利的行为，保证民间救助的透明与公正，这也算是一种政府责任。

张金岭：政府还要善于和社会合作，只要为孤儿着想，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钱袋子真紧，也要拿出社会动员的智慧和能力。其实很多家庭都有收养孤儿的意愿，如果政府能给予扶助，愿意收养的家庭会更多。我们过去很穷的时候都能办得起福利院，现在倒办不起了，这真是咄咄怪事。

必须强调的是，在抚养孤儿这个问题上，政府无论义务还是良知，都没有任何退路。保障基本人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要说自己国家的公民，就是个外国孤儿流落到中国，政府也有责任抚养，这是一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伦理底线。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对公民提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政府守住人道底线，担起自己的责任，民间慈善的力量一定会滋养出来，我相信中国民间的道德资源是丰厚的。

1月4日，元旦假期后第一天。将近中午12点，我的电话响了。

“兰考出事了，烧死了7个孩子。赶紧去。”电话那一端，部门副主编的语速比往常快了许多。他说，孩子是一名叫袁厉害的兰考妇女收养的，都是有疾病或残疾的弃婴。

大火、弃婴、收养、病残。我不禁心头一震，出大事了。

当天中午2点多，我和摄影记者侯少卿，坐上了最近一列赶往郑州的高铁。我的同事孔璞，恰好在郑州采访。得知消息后，她已赶赴现场。

随着时断时续的信号，我开始不断刷新最新新闻进展，搜罗关于袁厉害的一切信息。

说实话，兰考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电视剧里的焦裕禄，是个好官。

1 、袁厉害是谁

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袁厉害坏。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1月6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袁厉害。她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接受调查时突然发病，被家人连夜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身形胖大，穿着宽大的深色棉布衣服、像个农村的邻家大婶。

家人说，她一直昏睡，中间醒来过，不是号啕大哭，喊着死去孩子的名字，就是狠劲撕扯自己的头发。接着，又睡去。

看到网络上对袁厉害的描述，有人说她借孩子骗低保，还有人说她卖过孩子。看到眼前的袁厉害，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疑问：她和孩子们的感情真这么深吗？她有网上说的那么坏吗？

袁厉害始终昏睡，采访无法进行。我走出兰考县医院，准备再采访一下她的邻居，也多少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刚走出医院，见到一名身穿围裙，黑瘦的妇女走到门口，一把就拉住了袁厉害的儿子杜鹏，接着就泪流不止，当着十几个媒体记者哭出了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咋会这样呢”。

杜鹏也哭了。

在袁厉害的家门口，一名老人家正对着镜头大声质问记者：“谁说她不好，凭啥这样说？我和他对证”。为了养别人的孩子，小儿子杜鸣被送到奶奶家，12岁才被接回来，母子关系始终不怎么好。

旁边的人说，不光兰考弃婴，外地的家长也往她家送。没有袁厉害，这些孩子早就死了。

郭海洋说，他的岳父多少有点异议。他劝说袁厉害，不要再多收养孩子了。袁厉害不听。

因为收养弃婴，袁厉害的名声越来越大，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郭海洋说，他岳父担心，在自己还能抚养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有人管，等他们老了，这些收养的孩子会是自己子女一辈子的拖累。

第二次见到袁厉害，是在7日上午。一家媒体开车想拉着袁厉害去福利院。这时一个与袁厉害熟识的人冲过来，伸手塞给她几十块钱，她眼泪直流，又哭起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几名同行坐在一起，讨论袁厉害究竟是啥样的人。大家各自聊起采访经历，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她坏。

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2、 孩子们有多苦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8日晚上，我终于和袁厉害建立了联系。此时的她，已经受到了两名“保安”的特殊照顾，一批批记者被拦在了外面，也包括我。

无奈之下，我打通了袁厉害小儿子杜鸣的电话，再由他把手机转交给袁厉害。

从出事至今，袁家人几乎从没拒绝过我的当面采访或是电话采访，只是感觉袁家人都不善于表达，甚至为表达不出心里话，有些焦急。

电话那头的袁厉害声音很低，很客气。虽然没见过面，但总是以“弟弟”称呼。她开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想见你们呀，弟弟，你们在哪”。

当我提出采访时，她仍然是“你说吧，弟弟，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有些激动，言语有些混乱。她说，她给孩子们办过残疾证、办过孤儿证，但是没一个能办成的。

袁厉害说，她写过申请，县残联没给她一分钱。说到民政局，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根本就不管我”。说着说着，一提到孩子，电话中的袁厉害号啕大哭。

郭海洋的记忆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爱这些孩子。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觉都搂着袁厉害睡，嘴里还叼着袁厉害的衣角。她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允许别人打骂。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虽然是残疾人，办不下残疾证。是实质的孤儿，法律却不认可。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还是袁厉害“非法”办来的。而他们的命，是袁厉害给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们一整天。

1月6日，他说，他拍到一张照片让他非常震撼。“你看这孩子穿着什么”。顺手递过了相机。

在他的回放显示屏上，一名15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的话，让我感受颇深。他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3、 兰考有些官员好冷漠

兰考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厅，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我从事记者职业，至今有五年多，接触过多种风格的地方官员，兰考的官员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5日是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火灾后唯一一次发布会。

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

在这间电梯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在电梯打开的一刻前，他们还一直说笑着，还调侃起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我和南都记者不由低头，各自叹了口气。

发布会上，副县长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转头冲出侧门，一句话不说，跑到楼下，钻进车里，司机一脚油门，冲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名副县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甚至无法拨通他们的电话。

此前，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在被媒体追问时，连连面露难色。最后，干脆拎起皮包，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一位同行发出感叹，“兰考有些官员啊”。

到达兰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为了争取点采访机会，转到了县里的温泉宾馆，这里也是专案组驻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发第二天，因为另有采访，她匆匆赶回郑州。此前，当地宣传部门多次盛情邀请，希望安排吃住，我们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后说，宣传部安排了几家宾馆作为媒体接待，全包吃住，标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里，还专门为记者留出了几个包厢，供就餐，不限标准。

但这些，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拒绝。

一名上海同行说，他见到满桌的酒菜，想想袁厉害和死去的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动筷子。临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块钱。

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几名同行来到该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楼“阳光大厦”，这里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过科级的领导办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这座楼的旁边，是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建新楼，高14层，建筑面积18380平米。这样的楼，在兰考显得异常突出。这也是该县2011年确定的“80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座大楼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造价5000万，在它旁边，还有至少4家大楼在建或刚入驻，大部分气势恢宏，都是机关办公楼。财政局大楼也在之列。

兰考有数不清的三轮车。每每有穿着破旧的三轮车夫从楼前走过，显得有些不搭调。

日前，有媒体刊登了兰考县一机关办公楼的效果图。我的朋友特意打电话问我“你看那楼像个啥？”我说，不知。

“那不是个太师椅嘛！”朋友说。

□孟祥超（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发表兰考大火系列报道）

我们对袁厉害事件“认定责任”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政府部门和像袁厉害这样的所谓“非法行善者”身上，而那些弃婴的亲生父母，似乎从未被法律真正地追责过！在阻止遗弃婴儿这个问题上，现存的法律和制度竟会如此无力、实在令人黯然神伤。

因为家中失火，导致被收养的孩子七死一伤，河南兰考的“爱心妈妈”袁厉害，将接受什么样的法律惩罚，现在成了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此案未来的走向有三种可能：一、认定袁厉害触犯《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遭受最高刑期七年的刑事处罚；二、判刑，但缓期执行；三、认定袁厉害有罪，但作为公诉方的检察院免予起诉。而当前的民间意见，大多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处理方式。

早在一年多之前，我就曾将袁厉害邀请到我所主持的《东方直播室》现场，接受过众人的质疑，对于她收养弃婴的“善举”，大家还是基本认可的，但这种事实上的“收养”是否合法？袁厉害有没有利用收养来的弃婴牟利？究竟是河南当地政府不作为、还是袁厉害坚持抚养、而令政府无法接手这些孩子进入福利院？……这些追问和讨论，依然使得场上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

当时，在“狼烟四起”的讨论现场，我突然心生某种悲哀——有文化的人，往往显得很理性，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来质疑一个人行善背后的动机；但恰恰是“文盲”袁厉害，“毫无理智”地捡养弃婴，甚至把全家都气晕了，她什么也不考虑，就是反复念叨：“那好歹也是个小生命啊，我咋能看着他死哩？”

那一天，所谓“理性的善良”，全都败给了所谓“本能的善良”。情、理、法，情赢了。

没想到，一年多之后，袁厉害竟会如此惨痛地变成了“全国名人”。情、理、法，这回却成了“法不容情”。

而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1月10日，上海市宝山区一座拆迁工地，又出现了两具被丢弃的婴儿尸体，这突然使我意识到，我们对袁厉害事件“认定责任”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政府部门和像袁厉害这样的所谓“非法行善者”身上，要知道——袁厉害27年来收养了超过100名的弃婴啊！而那些弃婴的亲生父母，似乎从未被法律真正地追责过！

没错，“遗弃罪”确实是《刑法》中的一个罪名，它原则上是公诉案件，但警察如果发现弃婴，必须要立案调查，待找到足够证据、以证明是某嫌疑人遗弃的，才能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事实上，连媒体报道中“多年来，当地警察捡到弃婴，都愿意送到袁厉害家”的陈述来看，目前，我国的警力完全不足以招架每年庞大的弃婴数量，调查取证难，自然也就令“公诉”成了摆设。

如果检察院没提起公诉，被害人若有证据证明遭人遗弃时，法院还可以将此作为“自诉案件”受理。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提起自诉的原告方，必须是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一般用书面的形式向法院呈递刑事自诉状，若自诉人书写确有困难，可由法院工作人员作出告诉笔录，自诉人确认方才有效——但是，弃婴若是“诉主”，他（她）有这个能力吗？

在阻止遗弃婴儿这个问题上，现存的法律和制度竟会如此无力、实在令人黯然神伤！

中国人总愿意说上苍有“好生之德”，而实际上，我们是否对生命都有一种本能的尊重，谁也不敢确认。在一个充满着斗争哲学的世界里浸淫久了，对生命总是轻视的，最多不过是衡量胜败的砝码而已。如果他（她）牵绊了成功的步伐、如果他（她）不够健康、如果他（她）不顺遂你的意志、如果他（她）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将他（她）弃之如敝屣，是最佳的选择！而这种随意性，甚至也可以上溯到性爱、怀孕时期。

有人说，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表现在其国民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

很不幸，袁厉害事件让我看到了这种失败的根源。

骆新 东方卫视主持人

绝大多数夫妇充满爱心地哺养一个正常孩子，都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何况袁厉害所收养的，多数都是残障儿童，有些孩子，也许自始至终都喊不出一声妈妈，说不出一句谢谢。这样的付出，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的话，入选感动中国，成为正能量的标本，应该不成问题。

一场令人悲伤的大火，让袁厉害成为兰考的又一个知名人物，在她之前，那片土地上知名度最高的是两位县委书记，一位是焦裕禄，另一位，则是酒后说出“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的宗家邦。如果没有那场夺去7条小生命的大火，袁厉害这个名字以及她多年收养弃婴的义举，就无法进入到更多人的视线。当然，还有她行为背后某些地方脆弱得吹弹可破的儿童福利保护机制，都无从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

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至2012年，袁厉害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工作结婚，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个中的艰辛和付出，凡养育过孩子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之中包含了多大的爱心，也是无法细算的。要知道，绝大多数夫妇充满爱心地哺养一个正常孩子，都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何况袁厉害所收养并哺育的，多数都是残障儿童，有些孩子，也许自始至终都喊不出一声妈妈，说不出一句谢谢。这样的付出，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的话，入选感动中国，成为正能量的标本，应该不成问题。

但遗憾的是，那场大火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还是轰然降临了。它不仅带走了7个苦命的小生命，还从此终结了袁厉害收养孩子的资格并断送了此前多年积攒下来的名声。她收养的十多个孩子，也从此进入到福利院，过上了“不愁奶粉”和“可以上学”的生活，这是袁厉害最梦想的两件事情，她也许可以带泪含笑从此放下包袱，开始静心治疗她身上的多年积累下的病症。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些痛是永远无法医治的，比如失去孩子们的痛苦，比如，对无力堵住事故漏洞的追悔。这些，将死死缠绕她一生，即便没有人再提起，她也避无可避。

事故发生后，指责袁厉害没有收养能力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种出于有关部门脱责的声音无法回答的一个事实是，这个“没有能力”的人，为何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超出能力范围地承担着如此沉重的责任？难道仅仅因为她心中所存的“对一条小生命的不忍”，就应该承受如此巨大的负担和压力？那些有能力的人和部门，到哪里去了？不必要求某些部门先知先觉20年，哪怕此前20天能斩钉截铁地将这个无能力者赶出局，恐怕也不会有后面一系列悲剧发生。而此时，用这个理由来说事儿，不知道需要多厚的脸皮和多冷酷的心来做力量保证？至于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说她“拿弃婴骗低保”、“利用孩子拢财”的人，请用常识回答我——每个月70元的低保金，即使在国家级贫困县兰考，算多大一笔“巨款”？把20个孩子的低保金给你，让你领一个残障孩子回家养，你干不干?

也许心碎的袁厉害再也无法来计较这些问题，她宣布要退回低保，并从此不再收养孩子。据财新网，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卞和平告诉记者，占地15亩的县孤儿院将在今年6月建成。民政部门还将对全县弃婴孤儿进行排查，加强民间收养监管。福利院建成后，袁厉害可以常去探望孩子。如果福利院公开向社会招聘，袁厉害也符合条件，可以参加应聘。

但愿有关机构，在推诿责任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反思一下这件本应该早就有答案的事情。

□曾颖（作家）

下达了而不能落到实处、令行禁止的“意见”与“规定”，已经太多了。2013，与留守儿童有关的事故，会不会少一些呢？

这个冬天到了格外寒冷的时分，中国留守孩子的春天是不是真的不远了呢？

教育部、妇联等5部门近日下达的一份意见，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将建立16岁以下学龄留守儿童登记制度，在寄宿制学校床位等基础设施、学生营养改善和就近入学及校车等交通需求方面，都将向留守儿童倾斜，让他们享受“三个优先”待遇。这份国家级的意见中，甚至还具体细致到了提出“邻里互助”的建议，要求“认真选择有意愿、负责任的家庭，采取全托管或半托管的形式照料留守儿童”。

从住宿床位、营养餐、校车到留守儿童登记，这份意见涉及的每一方面，让我们联想有关乡村留守儿童安全的事故：在甘肃特大校车事故换得国家校车安全条例的制定之后，2012年引致伤亡的各地校车事故仍然频发，且绝大多数都在农村校、幼儿园；贵州毕节农村五名10来岁的堂兄弟结伴离家10天后死在城区一只垃圾箱内，河南光山校园血案23名失护受伤的小学生几乎全是留守儿童；一位支教大学生连发微博曝光湘西山村孩子吃到的“营养餐”，只有“巴掌大的面包”和过期牛奶的事实……

5800万留守儿童的命运，和那些随父母迁居城市却难于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真正进入城市的异乡孩子一样，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不断密集爆出的一件件血色事故，一次次在各界人士心底留下深刻的触动与痛感。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不让他们生活在失去安全防护的状态下，成为自生自长甚或自灭的“野草莓”？

关爱留守儿童，我们太习惯于采用那种临到年关格外多的送文具发书包、组织一群孩子对着镜头现出笑脸的方式。然而，这样的“送温暖”本质上只是一次性的、挂一漏万式的，对于纾解他们的困难处境和心理孤独，作用有限。惟有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权益、保护他们的安全，才是根本。

教育部等部门的新规中，有些措施对于改善留守儿童教育条件应当会发挥一定作用。比如，对16岁以下学龄留守儿童进行登记，比如在教育资源供应上的“三个优先”原则，对于增加学校、社区对于看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和避免处于天然弱势的留守孩子教育权益受侵害等方面，都会有所改进。但“邻里互助”与“托管”等倡导建议，若无法律法规予以规范，无更具体的措施予以配合，不能明确托管者的义务与责任，恐怕就只能停留在“倡导”的层面上，难于落实。

下达了而不能落到实处、令行禁止的“意见”与“规定”，已经太多了。2013，与留守儿童有关的事故，会不会少一些呢？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起来“配合”采访。（甘肃网1月10日）

据说，兰考县委宣传部不仅为记者们提供了免费住宿，每天晚上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没人动筷。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

兰考为什么为记者提供免费住宿，而且设宴招待？不是说兰考很缺钱，连儿童福利院都办不起吗？如此招待记者，有没有“公关”之嫌？

从制度层面说，兰考县委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起来“配合”采访是正确的，只是“配合”不能变成“诱导”、“监视”。至于提供住宿、招待吃喝就不必要了。因为记者采访是执行公务，其食宿应该自理。记者行使的舆论监督权，具体到兰考事件，就是代表公众监督当地政府，如果接受政府的馈赠和请吃，就和被监督对象搞到一起去了，就可能影响公正执行职务。

我想问两个问题：一是，面对兰考的“公关”或“收买”，记者应该怎么办？一个有觉悟的记者，一个坚持操守的记者，应该拒绝兰考的免费住宿和请吃，坚持自己按实付费。二是，记者接受了兰考的免费住宿和请吃之后怎么办？一种情况是，在“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之后，不能如实报道事件真相；另一种情况是，尽管吃了喝了，但并没有牺牲原则，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报道，该曝光的继续曝光。

可惜，我不知道记者们会交上什么样的答卷。新闻只是说，“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没有听说有记者“罢宴”的，会不会有记者认为，自己就应该只监督别人，而不在被监督之列？

河南兰考“1·4”火灾夺去了7名孤残儿童的生命，也把“爱心妈妈”袁厉害式的收养困局推到了公众面前。民政部负责人9日表示，我国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公民收养条件过高，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民政部提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给爱心一个释放的渠道”。（《中国青年报》1月10日）

民政部负责人的回应，回答了一个公众长久以来关切的问题，即造成袁厉害式收养困局的根源在于目前儿童救助体系的缺失。而要想改变这种困局，民政部开出的“药方”是，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鼓励公民收养，释放民间爱心。现实地看，仅仅鼓励公民收养还远远不够，而“给爱心一个释放的渠道”，关键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全国目前有61.5万名孤儿，民政部门仅收养其中10.9万名，也即我国绝大多数孤儿还没被纳入政府照拂的范围。他们要么被袁厉害这样的爱心妈妈“灰色”收养，要么被“非法”寄养在不同的公民家中。尽管民政部官员一再强调，现有福利院人满为患，但与数十万孤儿的生命权利相比，这些理由太过苍白无力了。

儿童福利院人满为患，为什么不加大投入，多建一些呢？细心的公众会发现，目前国内很多城市的福彩机构似乎更热衷于建办公大楼，那为什么不把“取之于民”的彩票收入，多抽出点来建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呢？这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公共责任，不应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甚至转嫁。

即便鼓励公民收养，也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缺失。以袁厉害为例，20多年来，这名普通妇女以一己之力，收养了百余名弃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非但没有为她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以帮助她逐步实现正规收养，反而在火灾发生后宣布，袁厉害属于“灰色收养”。从不闻不问到推卸责任，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政府该做的，也很难让民众信服。

鼓励公民收养，一方面需要通过修订完善法律制度，降低收养门槛，简化收养程序，让民间的爱心能顺畅地抵达孤残儿童那里，也让社会上众多像袁厉害那样的“爱心妈妈”能真正在阳光下存在。这其中，负有主管责任的民政部门，应该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姿态，多提供服务、多承担责任，多设身处地地为那些孤儿着想。

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对那些收养孤残儿童的爱心公民进行必要的资金扶持，不能仅仅靠这些公民的自力救济，更不能动辄以取缔的名义，放弃政府本来就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我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袁厉害这样的“爱心妈妈”，这些人的事迹也每每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政府对此不该只是停留在默许层面，而应积极介入，在履行监管责任的同时，也要“输血”。

必须明白，爱心公民的收养其实是在为政府分担责任，这些孤残儿童都是国家的孩子，政府有责任一揽子“兜底”。这是世界公认的法治理念，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民间社会向来不缺乏涌动的爱心，扶危济困也是国人的优良传统。只是，这种爱心的奔涌、释放，需要政府的热情推动，需要公共财政的积极扶持，需要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强化“正能量”。

据《新民周刊》报道，兰考火灾事故之后，县城三家宾馆住满记者。兰考县委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1月6日晚餐丰盛，因量多，很多菜几乎没人动筷。7日，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可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

民间收养人家里的一场大火让7名孤儿丧生，当地却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是因为缺钱还是什么原因？这是悬在公众心头的疑问。在很多孤儿救助仍无着落时，当地毫不“吝啬”地拿出钱去招待记者，难免让人觉得怪诞。给记者创造好的采访条件，这是地方政府应该做的，但好的条件决不在于吃住，而是在事件真相的还原、政府信息的披露上提供便利。如果想通过招待吃喝，影响记者的报道立场，最终只能是弄巧成拙。

另一方面，对记者来说，接受这样的免费食宿，也有违职业道德。《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文规定，“不以任何名义索取、接受采访报道对象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不向采访报道对象提出工作以外的要求”。记者去采访，所在新闻单位都会报销差旅费，食宿自理是应有之义。俗话说，“吃人嘴短”，如果接受了当地政府的“好招待”，如何保证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不容否认，在现实中，要求记者在“免费食宿”面前保持超脱的视角和立场，可能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所有的记者都能尽量不给地方政府这种“表现”的机会，官员们也就不会在这方面费心思，整体采访环境自会逐渐健康起来。

有参加兰考招待酒席的记者描述当时的感受，“如鲠在喉，难以下噎”。相信真正的记者都能体会这种感觉，尤其是在7名可怜的孤儿丧生，社会各界在探寻解决方案的时刻。享受地方政府的免费食宿，看起来不是多严重的违规，但记者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只有保持自我的纯粹，才能保证报道的纯粹。

□敬一山（媒体人）

“7名孤儿生命和6名干部责任担当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河南兰考县宣传部一名官员对记者说。兰考县7死1伤的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停职，该起事故原因系住宅内儿童玩火所致。（中新网1月9日）

在笔者的印象里，记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先生说过类似于这名官员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说完他干嘛去了？从容就义！人们之所以把谭嗣同先生当做英雄，是因为他知道变法要流血，却义无反顾，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变法的成功。上面这名官员则不同，马后炮一般地拙劣模范了谭先生的一番话，却是说用7名孩子的生命换取本应该早就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的迟迟到来是值得的，从他的话中，我们没有读出英雄的气概，更多的却是自私和冷漠无人请。”更何况，自古还没有听说过在一个稳定的国家体制下，社会体系的进步是非要有人流血换取不可的。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月7日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笔者认为，社会信任度的缺失，归根结底是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官员的不负责任。“蓝皮书”中提到的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其实就是老百姓在自身权益收到侵害时，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解决；而在于有详细的法律规定条文的事件中，由于相关负责人不负责，维权也十分困难，比如上访困难，比如去年4月的拦飞机事件。于是大家只能选择“明哲保身”的自我保护态度而不去相信陌生人。

社会信任度的缺失，不论是于国家，还是于百姓自己，都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如果社会信任度缺失，那么将势必影响这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变得缓慢，社会体制发展停滞不前，长久下去，国家将会落后于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社会信任度缺失对百姓自己有什么危害呢？就拿这次兰考孤儿院事件来说，当事人之一、抚养这些孤儿的袁厉害，本应像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一样，得到社会的关怀，然而，在事件发生后，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却有不少网友质疑袁收养孤儿的动机是为了敛财甚至贩卖儿童，更有专家呼吁将其送上法庭，他们这样的缺乏调查的言论，对袁厉害造成了更深一步的精神伤害。而“蓝皮书”中提到的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都是百姓之间信任度降低造成的道德缺失的体现，在这种冷漠的社会中，万一需要帮助的是我们自己，面对他人的冷漠甚至质疑，自己受到的伤害将会加倍。

要重新提高社会信任度，停止道德缺失加剧，非一日之计，但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不断地完善法律体系，积极地保护百姓的合法权益，多一些负责任的、起模范带头作用官员，少一些说出“用孩子的命换社会进步，值了！”这样的话语的官员和一有责任就消失不见的官员，这样才能有效地将社会信任度拉回正轨。

当一起突发事件引致事态扩大、冲突加剧或者公众心头的疑虑堆积时，原本需要一场良性互动来化解矛盾，但一些部门似乎没能清楚地意识到互动的迫切性。

河南兰考私人弃婴收养所的一场大火，“烧”出了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但是火灾发生5天，作为最高主管部门的民政部迟迟没有回应舆论关切。针对此次事件，《人民日报》记者归纳了公众关注的相关热点问题，于1月8日致电民政部寻求回应，结果打了15通电话，在不同的司局处室被来回“踢皮球”之后，只得到一句“领导不在”。这一过程的披露，进一步引发了舆论的不满。

有关负责领导“这几天身体不适去了医院，手机也已关机”的说法，相信未必是推托之辞，但一个国家部委将自身应急能力系于一名工作人员的健康之上，从而在一起成为舆论焦点的事件上失语失声，失去及时回应、引导的能力，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并且，这种被“踢皮球”的遭遇也绝非个例，在不同新闻事件中，面对不同部门，不同媒体的记者多有类似经历。

在公众等待有关部门的权威说法之时，有关部门选择敷衍、推托、拖延或充耳不闻；在社会期待围绕焦点事件有一场良性互动之时，有关部门选择回避或置之不理，甚至以某些强硬的“堵”、“压”手段来应对，这样的事例近年来时有发生。深究这种应对失措、非良性互动的原因，既有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态度和认识问题。

当下，媒介发展一日千里，如何认识媒体、对待媒体，已成为执政者执政素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早已告别“一报两刊”时代，全国成千上万家报刊，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演进。尤其随着互联网的崛起，跨入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和参与性、互动性的增强，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环境。怎样适应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体时代，理应成为必备的执政能力。如果在一个“人人都有喇叭”的时代，还以“大喇叭年代”的思维来应对的话，会使得摩擦增多、矛盾加剧。

新闻工作者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者；新闻媒体也并非心怀恶意的捣乱者，而是执政者与公众交流、沟通、互动的有力平台。说到底，怎样对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关系到怎样对待公众。善待媒体，是现代治理的应有之义，不仅关乎执政能力建设，更关乎执政伦理。

善待媒体，不是应付媒体，也不是利用各种纯熟的公关技巧来“忽悠”媒体，更不是对付和“摆平”媒体，而是懂得尊重媒体，尊重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好媒体这一平台，与公众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

舆情并非“敌情”，民意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敷衍民意，漠视民意，是在矛盾出现时缺少良性互动和沟通机制。

只有沟通才能达成理解，只有对话才能增进善意，只有互动才能促进共识。良性互动是凝聚执政资源的必需，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共识。

好在，1月9日下午，民政部在官网上，以问答形式，由“有关负责人”公开回应了河南兰考火灾事件。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互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