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志愿服务这一利他主义行为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道德价值的内在驱动和社会普遍道义感或责任感的外在感召；二是公共社会的充分发育，以及由此产生的丰富的社会公共道德资源；三是个体公民道德水平的提升和持续进步。明乎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和把握志愿服务工作，并合理有效地促进它持续健康的发展。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建构并在全社会有效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来不断增强人们参与公共社会志愿服务工作的精神内驱力；同时通过不断改善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提高全体国民的公共责任感和社会道义精神。其次，从政府到民间都应有意识地培育和促进多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承诺公共责任的能力。最后，志愿服务能否广泛而持久地开展和深入，关键仍在如何激发每一个公民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培育和提升公民美德乃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地看，志愿服务行为源于人类朴素的道德同情和伦理互助。但在传统社会里，这种志愿服务行为基本限制在“熟人社会”；在西方，此类行为多由宗教；某些重组织发起；但仍受教派或者教义的限制。志愿服务之所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公益伦理事业，乃是同现代社会的兴起直接相关的。由于现代社会日趋公共化，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扩展，社会公共事业的作用与意义日趋强化，随着人们社会认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尤其是对诸如民族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公共责任意识不断加深，基于平等和友爱的相互关切、相互分享和分担、公共承担的志愿服务精神也随之逐渐生长和成熟起来。

    因此可以说，志愿服务不仅适应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在需要，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般地说，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志愿服务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人类创造社会并选择以社会组织的方式生活，其根本的理由不外乎“福宁”和“福利”两个基本目的。“福宁”需要建立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正义，防范各种自然灾害；“福利”则需要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市场效率。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的正义秩序主要依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社会的发展进步则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合理有效运作和现代科技的进步。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无论社会法制和制度多么公正健全，也无论市场经济机制的运作多么有效，抑或科学技术水平如何高超，都难免这样一些社会特殊情形的发生：诸如，社会弱势群体总是存在；伤残智障人的存在不可避免；因偶发因素造成的自然灾难时有发生大的社会公共事件的组织实施；社会重大紧急事件的发生；等等，除了需要国家政府做出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和调整，实施一些必要的社会紧急动员之外，还需要大量而及时的社会辅助资源。也就是说，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或之外，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福宁与福利都还需要作为“第三种力量”的公共社会和广大公民的参与和助力，志愿服务便是这“第三种力量”最典型、最普遍、最集中的表现。它的形成和强弱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与低，以及该国家和社会所蕴藏的公共价值资源的厚与薄。

    其次，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公共社会的价值资源和精神资源，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府、政党动员和运用“社会资本”的可能与限度。我们把志愿服务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现代“社会资本”。政府、政党或组织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一方面取决于政府、政党或组织本身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是国家和社会是否存在足够丰富足够深厚的“社会资本”。所谓呼风唤雨，前提是有风可呼，有云为雨，就像开采石油一样，开采技术和开采设备的精良先进当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首先要找到蕴藏丰富石油的油田。“社会资本”就是党和国家所需要和仰仗的“社会精神油田”。

    第三，志愿服务工作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国家共同体意识，培育公民个体团结互助、帮贫济困、仁爱友善的公民美德。“98抗洪”、“南方冰冻”、“汶川地震”、“08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集中表明，志愿服务工作的广泛、深入和持久展开，有利于强化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公共社会的精神文化品质和情感通融，优化和醇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的进步，最终促成和谐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