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等官员专家，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

据介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2月28日开始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11日下午16时，社会各界向规划纲要意见收集组提出意见建议共计14815条。

关键词：城乡教育差距

资源将向农村倾斜

记者：纲要如何回应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

郝平：对保障农民工进城之后的子女受教育问题，纲要提出，要切实落实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管理为主的政策，制定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纲要强调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保障公民依法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特别是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关键词：去行政化

首先要落实高校自主权

记者：教育部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应该怎样促成高校的行政和学术的剥离？

孙霄兵:要解决行政化问题，首先要落实好高等学校的自主权。第二，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政府如何减少对高等学校的干预，关键是政府要依法行政。第三，克服高校行政化，还要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要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记者：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最近有一种观点，他说高校入学率达到40%会恶化高校扩张，教育部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

韩进:2005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46%，我国2008年公布的是23%，2009年预计达到24%多一点。所以，我们提出（2020年达到）40%不是一个很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欧一些国家大概是这个水平。

关键词：升学制度

加快薄弱学校改造

记者：“小升初”一直是众多家长非常头疼的问题，教育部在下一步教改中对基础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该如何解决？

袁振国：当前义务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解决“小升初”以及择校问题的根本之道。现在要解决均衡化问题的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到2012年初步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里最主要的措施，第一条就是大力加强薄弱学校的改造，使所有学校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高考改革

今后高考成绩不是唯一依据

记者：高考给孩子们很多压力，通过教育改革会改变高考吗？

孙霄兵：高考制度应当存在，但要逐步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制度。要逐步实施高等学校的分类入学考试，改变全国本科、专科一起考试的制度。根据设想，在全国只进行本科考试，专科的考试在省里进行。同时，要探索高水平大学联考，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办法。今后高考成绩将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在高考具体录取制度上，要实行多元录取的机制。对于统一入学考试的学生，还是要实行择优录取；对于有特长的，符合学校培养条件的，经过面试、测试自主录取；在高中阶段表现优异的，可以推荐录取；符合国家特殊需要的，要进行定向录取；有特异的才能，要实行破格录取。通过五个录取制度，来解决多样化考试的问题。

昨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主题的采访活动，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等，就高考录取、教师待遇、培养创新型人才、择校等问题，接受了记者集体采访。

谈创新

评价人才不唯学历分数

俄罗斯阿尔法电视台：目前中国教育的瓶颈问题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部门能否进一步加大与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

孙霄兵：纲要特别提出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首先是更新人才培养观念。过去我们特别容易用一个标准化的模式来衡量人才，用考分、学历来衡量人才，今后要改变这种情况，要树立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等观念。其次是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推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第三是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也就是说，要进一步让教育教学的评价更加适合各种人才培养和多样化人才涌现的要求，防止用一个政策进行评价。

除了在教育教学内部，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也要有多种方式，克服唯学历、唯分数评价人才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培养人才的社会环境，使各级各类人才涌现。

郝平：关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问题，当前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谋划不够，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深度广度不够。所以，我们鼓励中国高等教育和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比如说你是从俄罗斯，北大和莫斯科大学建立了联合研究生院，联合培养博士生。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到莫斯科大学学习，莫斯科大学的博士生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我们欢迎这种中国和外国方面的高等教育合作。

谈高考

考大学有五种录取制度

法国观点周刊：现在的高考给孩子们很多压力，通过教育改革会改变高考吗？

孙霄兵：高考制度必须改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制度。要逐步实施高等学校的分类入学考试，改变全国本科、专科一起考试的制度。根据设想，在全国只进行本科考试，专科的考试在省里进行。同时，要探索高水平大学联考，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办法。今后高考成绩将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在高考的具体录取制度上，要实行多元录取机制。对于统一入学考试的学生，还是要实行择优录取；对于有特长的，符合学校培养条件的，经过面试、测试自主录取；在高中阶段表现优异的，可以推荐录取；符合国家特殊需要的，要进行定向录取；有特异的才能，要实行破格录取。通过实行五个录取制度，来解决多样化考试的问题。此外，今后还要进一步推行社会化考试。在严格的法律法规保障和社会监督下逐步进行，并必须在试点和慎重地研究后，才能全面推开。

谈择校

教师和校长要有效流动

中央电视台：目前号称名校“敲门砖”的各种奥数班屡禁不止，家长们不得不带孩子去各种名校办的“蹲坑班”。教育部在教改中对这种基础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如何解决？

袁振国：当前义务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解决“小升初”以及择校问题的根本之道。要在各种资源的配置上使其不断均衡化，包括经费、师资、设备等。现在解决均衡化问题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到2012年初步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里最主要的措施，第一条就是大力加强薄弱学校的改造，使所有学校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同时，也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加强学校均衡发展的速度，比如通过教师、校长的有效流动，尽快实现各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提高。

谈待遇

平均工资不低于公务员

湖南卫视：纲要中提到，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人数要比2009年翻番，这可能会给我们的师资队伍带来一些压力，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压力？

孙霄兵：纲要提出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师德要排在教师建设的首位。很多教育教学、教书育人中的问题，如果把师德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

这些年来，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很大提高，但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纲要提出，要依法保障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平均水平。包括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也包括其他类型的教师，都要执行国家的法律规定。

同时，还要健全教师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教师的聘任制度、资格制度和职务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教师还要执行倾斜政策，包括对幼儿教师也要进一步制定编制的标准。此外，城乡中小学教师在评定高级职务时，原则上要有一年在农村或者是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据新华社

新闻背景

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女博士读完书已经30岁了，到55岁退休只工作25年，而之前小学一年级是在重复幼儿园的内容，高三基本上都是在应付考试。”昨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在接受采访时建议，小学恢复五年制，高中恢复两年制，本科适当延长一年用于实践实习。

今年两会上，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要解答“钱学森之问”，李晓红认为必须拿教育改革开刀。

李晓红说，数学大师丘成桐谈过，一般来讲，一个科学家主要的成绩是在40岁以前出来的，很多是30岁以前就看出来了。而现在的学制，一个本科生要到22~23岁才能毕业，一个博士生要到30岁左右才能拿到学位。“如果是女博士，工作25年比读书的时间还短，为社会作贡献的时间就短了。”李晓红建议，缩短大学前学制，由现在的12年缩短到10年或11年。小学只读五年，高中只读两年。

“高中读两年”的说法在本次两会上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的赞同。这位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认为，南科大最好在高二学生中招优秀学生。

在做“减法”的同时还应做“加法”。李晓红建议，延长与科技有关的大学专业学习时间，由4年延长到5年，其中半年或1年在企业或科研单位实习。希望政府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如对企业接受学生实习给予补贴或减免税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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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试点恢复五年制小学

1970年初，本着“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理念，开始将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1979年，又将五年制改回到六年制。

21世纪初，一些地区又进行试验，实行小学五年制教育。如宁波地区2006年在部分学校试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五四学制”试点。

赞成派

念完书担心成“剩女”

市电信公司的陈女士：现在的基础教育学习时间太长了，特别是在大学教育逐渐普及之后，大家读个硕士研究生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在校学习时间会更长。女儿读完硕士已经超过25岁，按现在都市择偶标准，也进入“剩女”行列。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王剑虹：我31岁拿到博士学位时，确实感觉年龄大了点。高中的课程其实两年就上完了，高三都是在复习准备高考，这些时间都是可以省下来的。减少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更早参与社会实践，对成才更为有利。

反对派

缩短学制治标不治本

市教科院副院长王纬虹：基础教育时间的长短有一定科学规律。因为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和智慧的发育成熟是需要时间的积累，不是随便能提速的，所以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年限都大致相当。大部分人不是都要去读硕士、读博士，片面缩短基础教育的年限，可能会让不少学生在心智尚不够成熟的时候就提前进入社会。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吴坤埔老师：这种缩短学制的办法是治标不治本，有点像是拔苗助长，让学生的学习负担更重了。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那些高学历的人都可以晚退休，做到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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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高校去行政化”

科研院所也应脱去官帽

记者：在自主招生的基础上，有高校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度。高校如何为偏才和怪才上大学开辟一条通道？

李晓红：自主招生的目的是将特长突出、有创新潜质的人才选拔到大学里来。但是目前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并不大。去年一位获得专利的学生因为考试分不够而未被录取。今年又有一位拥有专利的学生自主招生时分数不够无法录取。建议应该进一步扩大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使高水平大学在参考统考分数的基础上，结合办学实际，可自主从高中甚至社会，通过某种方式选拔特长突出、有创新潜质的人才。

记者：提高办学质量，教师队伍非常重要，如今在高校人事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李晓红：其他很多单位人事制度都改革了，但高校依然是铁饭碗，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对于一名教师，不聘是不得行的，在聘为副教授或是教授后，对其中不能胜任工作但没有犯错误的却无权解聘。应给予高校在人事方面更大的自主权。

记者：本次两会上，高校去行政化成为热议话题。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晓红：高校行政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主管部门以行政管理方式管理高校，干预高校。二是高校内部也是以行政化方式管理的。我赞成高校去行政化，但是其他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也应一并去行政化。比如我们下边一些学院院长是学术带头人，按道理可与省市长、厅局长对话，但由于是正处级，外出对方也多是派个处级领导来对接。

核心提示：2010年，北京市将研制并试行中小学学生学业质量标准，建立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并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另外，今年还将规范特殊类型招生和加分政策。

教委

2010年，北京市将研制并试行中小学学生学业质量标准，建立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并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另外，今年还将规范特殊类型招生和加分政策。

今年，北京市教委将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名校办分校、学区化管理、学校联盟、对口合作、教师交流等改革试点，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辐射和带动。同时，教育系统还将开展教师特派、管理输出、学校托管等试点，探索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机制。

市教委将加强新城教育设施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推动居住区配套学校建设机制改革，确保新建学校达到办学条件标准并及时交付使用。进一步扩大公办学校接收来京务工人员子女比例，支持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办学。

北京市还将在今年落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政策，推进中小学岗位设置、绩效考核和教师职务制度改革，并研究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方案。

部分工作重点

《学前教育条例》修订启动调研

将改扩建30所公办幼儿园，增加12000个学位。改善农村乡镇中心园办园条件，使乡镇幼儿园全面纳入级类管理。北京市将在今年启动修订《学前教育条例》调研工作，研究制订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资助政策。

继续推动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结合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和功能区建设规划，进一步调整优化职业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继续推动组建职业教育集团。通过自主招生、“3+2”和“五年一贯制”等模式，积极推进中高职衔接。

本报记者 原春琳

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涉及全国1000多万名教师。去年一年，绝大部分市县已出台本地的具体办法。近日，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专访，详细解释了这项政策。

绩效工资不是简单的涨工资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有人说，实行绩效工资就是涨工资？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以下简称教）：绩效工资不是简单的涨工资。绩效工资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构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体现激励功能，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分配激励机制，而不是简单的涨工资。绩效工资要按照工作人员的实绩和贡献适当拉开差距分配，重点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

记：是不是说实行绩效工资以后，一个地区的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平均水平都差不多了呢？

教：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市（地）、区（县）公务员规范后津贴补贴平均水平本身就存在差距，有的是市（地）级高一些，有的是区（县）高一些，区（县）之间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义务教育学校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因为学校隶属关系不同而存在财政投入渠道不同的现实情况。

有些差距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地区之间统筹力度进一步加大，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不是每位教师的工资都不低于公务员

记：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这是不是说教师的工资要与公务员持平？

教：这是对同一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全体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全体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比较，这是核定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总体水平的基本依据。公务员执行职务级别工资制度，教师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由于工资系列和分配方式不同，两者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前提下，由于职务等级、岗位责任、工作表现不同，按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有的教师绩效工资相对高一些，有的教师绩效工资会相对低一些；不应简单地把某一职务等级教师工资水平与某一职务层次公务员工资水平进行比较，不应简单理解为每名教师的工资都不低于公务员。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实行绩效工资，为确保《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明确了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建立了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总量与当地公务员津贴补贴同步同幅度调整的长效联动机制，有利于依法保障教师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任教、终身任教。

记：有来自基层的教师反映，实施绩效工资后有的地方教师工资增长较少，甚至没有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教：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实施绩效工资与规范津贴补贴结合进行。过去一些地方和学校自行发放的津贴补贴要进行清理规范，将规范后的津贴补贴纳入绩效工资总量。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方面有利于完善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实施绩效工资时的增资水平取决于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现有差距，如果当地在实施绩效工资前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相差不大，或者过去自行发放的津贴补贴水平比较高，就有可能出现实施绩效工资后教师总体增资较少甚至不增加的情况，这是正常的。

考核办法不许搞一言堂

记：如何保证绩效考核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

教：规范的制度和教职工民主参与是绩效考核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保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首先，要真正树立起尊重广大教师、依靠广大教师的思想观念，绩效考核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一定要充分听取教职工的意见，认真讨论，群策群力，不允许搞一言堂，不允许罔顾民意强行实施。其次，确保绩效考核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按既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方案一旦定下来实施，要认真进行政策解释，深入做好思想工作，严格按方案执行。经过实践探索，对于不完善的地方逐步完善，确实需要调整的，要按照规范的程序修改。第三，绩效考核办法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必须在本校公开，接受教职工的监督，绝不能暗箱操作。第四，上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校的监督和指导，严格执行人事纪律和财务纪律。对于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绩效考核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共性问题，例如考核不合格、旷工、长期病休、带薪培训等特殊情况的处理，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提出统一的处理意见。

记：如何避免校长在做方案时过多地为自己考虑，而忽视教师的利益呢？

教：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校长的绩效工资由主管部门根据对校长的考核结果统筹考虑确定。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对校长的监督管理，也有利于合理确定校长的绩效工资水平。校长不再参与学校内部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从而为校长在校内分配中保持客观公正创造了条件。主管部门在确定校长绩效工资时，可以将基础性部分和奖励性部分分开考虑，也可以统一考虑。关键是处理好校长和教师绩效工资水平的关系、不同学校校长之间绩效工资水平的关系。

升学率不能作为考核教师的指标

记：学校主管部门向所属义务教育学校分配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时应把握什么原则？

教：在合理确定基础性绩效工资项目和标准的基础上，学校主管部门在核定所属义务教育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时，要合理统筹，逐步实现同一县级行政区域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水平大体平衡。如果基础性绩效工资中未设立农村教师补贴项目，在核定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时应向农村学校特别是条件艰苦的学校适当倾斜。在核定中，还要适当考虑学校教职工配备超缺编情况，对因缺编造成教师工作负担较重的，在核定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时适当倾斜。

记：对教师的有些考核不易量化，怎么办？

教：在具体操作中，要尊重教师主体地位，注重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实际表现和贡献，坚持实事求是、民主公开、科学合理、程序规范、讲求实效、力戒繁琐。教师工作的有些任务难以量化，有些效果不能够马上显现，关键是找到一些合适的载体，例如教师成长档案、优秀教师评比、教师自我发展规划等，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阶段性评价相结合，通过简便易行的方式把教师工作数量和质量体现出来。实施绩效考核时，应按照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合理考虑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得把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

学校不可以在绩效工资总量外自行发放任何津贴补贴或者奖金

记：有的老师反映，说奖励性绩效工资，就是从教师的个人工资中扣除，是用我的钱来奖励我？

教：实施绩效工资前，有的地方发放给教师的津贴补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或者是按不同的教师职务等级平均发放的，实施绩效工资时又没有增量可用于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带有一定平均主义的倾向，与实施绩效工资分配的方式和导向有些差距，需要根据国办发（2008）133号文件精神逐步进行调整，做好衔接过渡工作。一些地方根据国办发（2008）133号文件精神，为了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分配激励机制，做好衔接过渡工作，适当拿出一些已经发放的津贴补贴经费用于搞活分配是合理的，不应理解为“用我的钱奖励我”。

但在调整过渡中，要充分考虑到分配方式变化会引起少部分教师分配关系的调整，要事先做好深入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确保学校稳定的大局。

按照国家规定的绩效工资分配程序，应当先确定区（县）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然后将总量的70％作为基础性部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财政、教育部门确定项目和标准，其余30％总量按要求拨付给学校，由学校按照规范的程序和办法再次分配。奖励性绩效工资是从绩效工资总量中预先划分出来用于学校搞活分配的部分，并不是从教师个人工资中扣除的。

记：实行绩效工资后，学校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发放津贴补贴或者奖金吗？

教：不可以。实行绩效工资后，学校不得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外自行发放任何津贴补贴或者奖金。要严格规范义务教育学校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等费用的要求，严禁“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学校各类政府非税收收入一律按照国家规定上缴同级财政，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班主任不是教师的副业

记：按照您所说的，绩效工资是有导向性的。向农村倾斜的导向是如何体现的？

教：绩效工资分配应向农村学校特别是条件艰苦的学校倾斜，可以通过在核定学校绩效工资总量时适当向农村学校倾斜的办法，也可以在绩效工资中设立专门的农村教师补贴项目。农村教师补贴可以适当考虑农村学校边远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工作条件等艰苦程度，设立不同的标准，向条件最为艰苦的农村学校倾斜。

记：在绩效工资中，还向哪些群体倾斜？

教：坚持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向工作量较大、业绩优秀的教师和班主任倾斜，切实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记：在很多老师看来，班主任就是教师的副业。如何能让教师们不把它当做副业，愿意去干班主任呢？

教：班主任是义务教育学校的重要岗位，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要职责。按照《指导意见》规定，原国家规定的班主任津贴，与绩效工资分配中的班主任津贴项目归并，不再分设。纳入绩效工资后，班主任工作量按当地教师标准课时工作量的一半计入教师基本工作量，以利于逐步减少班主任的授课时数，使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更好地投入班主任工作。

班主任对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关键性作用不可替代，班主任岗位和教学岗位一样计算基本工作量，不能把班主任看成是教师的副业。

非义务教育学校从2010年起实施绩效工资

记：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从什么时候计算绩效工资呢？

教：实施绩效工资是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2006年，包括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始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这次改革采取了“同步考虑，分步实施，制度入轨，逐步到位”的办法，先进行基本工资套改，再根据事业单位分类、经费来源、财政投入等改革进展情况，在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分步实施绩效工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予以保障的公益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首先从2009年1月1日起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按照国务院部署，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分三步走”，包括非义务教育学校在内的其他事业单位也将从2010年起实施绩效工资。

今天（10日），记者从教育部网站获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2010年度工作会议上总结了2009年教育工作的五点成绩，其中包括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基础性绩效工资基本兑现，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普遍提高。

袁贵仁在讲话中指出，刚刚过去的2009年，教育改革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是教育公平取得新进展。全面落实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前一年落实。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资助面进一步扩大，资助标准进一步提高。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始，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这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二是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高等教育招生增量继续向中西部倾斜，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应用型人才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

三是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基础性绩效工资基本兑现，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普遍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规模继续扩大，越来越多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师范生免费教育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引进国外优秀人才迈出更大步伐。

四是素质教育扎实推进。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深入开展“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切实加强。基础教育改革继续深化，义务教育学科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改革深入推进。高校招生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多元评价、多样化录取的高校招生方式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五是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全面开展，排查鉴定任务全部完成，工程规划认真编制，加固改造扎实推进。六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顺利，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就业率稳中有升，就业人数较大幅度增长。这些工作的完成或推进，为做好2010年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袁贵仁部长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十分困难的宏观环境下，取得这些成绩极为不易，这是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的结果，是教育系统全体同志团结奋斗的结果。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上大学，我们的社会除了需要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同样需要有技术的蓝领工人。在国外，蓝领工人的工资并不低，修下水道的技术工跟大律师一样按时收费，而且照样受到尊重。

我看过这样一篇文章，纽约的冬天常有大风雪，遇到恶劣天气，公司、商店常会关门，但公立学校却不会轻易停课，校车照样艰难地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有不知情的家长提意见：大冷天的，大人都不用上班了，犯得着让孩子去上课吗？学校回答：一些穷孩子家里没有暖气，有时还没有午餐，而学校有免费的暖气和午餐提供，停课一天，穷孩子就要挨饿受冻一天，所以老师宁可自己辛苦，也不愿停课。有人又问：那只让穷孩子去学校不就行了吗？学校解释说：如果单让穷孩子来，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救济，这会深深地损害他们的尊严。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理念，对教育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个孩子，让每个孩子都活得有尊严。目前我国的教育能做到这一点吗？恐怕很难。有位网友发帖征询意见，说我们夫妻两个年收入20万元，想把孩子送进一所年收费7万元的贵族学校，大家觉得如何？家庭年收入20万元，这不算少吧？但网友们纷纷回复，说千万别把孩子送进去，那会害了孩子！原因很简单，年收费7万元只是个底价，在贵族学校，孩子穿的衣服，背的书包，用的手机，家庭接送的汽车，甚至暑假寒假到哪里度假，都要攀比的，你一个工薪阶层，比得起吗？如果孩子每天都活在“我们家最穷”的阴影之下，还能好好学习吗？

盲目比富当然不好，重点中学的存在也成问题。前段时间有过“要不要取消重点中学”的争议，我个人的意见是当然应该取消。欧美不是说不存在重点中学，但人家是自然地慢慢形成的，况且多半是私立学校。重点中学有重点中学的好处，普通中学也有普通中学的特点，他们的家长们不会盲目地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重点中学里去。但在我们这里，所谓的重点中学是有意为之，有关部门也优先照顾，学生们挤破脑袋都要进去。由此形成的观念就是，能进重点中学的是好孩子，进普通中学的是普通孩子，进中专、职校的，就是坏孩子了。社会上这么传，老师家长们这么说，孩子们也跟着这么想。这种无形中的歧视，造成了很多学生的心理阴影，尤其是中专、职校的学生，简直成了青少年中的边缘力量，上级不重视，老师管理不严，特别容易出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教育改革成了热点话题。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上大学，我们的社会除了需要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同样需要有技术的蓝领工人。况且在国外，蓝领工人的工资并不低，修下水道的技术工跟大律师一样按时收费，而且照样受到尊重。我们一直标榜劳动者当家作主，为什么落实到行动上，就看不起工人农民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点首先就应该从孩子抓起，从教育抓起。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初稿已完成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专家认为，教育行政化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最主要根源

就在全国“两会”正式召开的前三天（2月28日），已孕育一年之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终以初稿形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此规划纲要是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也是政府通过问计于民，为未来10年勾勒的教育改革路线草图。3月5日下午两点，规划纲要为期五天的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期正式结束，但在全国“两会”会场内外，对规划纲要的争论已是愈演愈烈。

阅读这部规划纲要，一系列具体目标令人振奋。比如，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最关注的则是规划纲要的此项内容：“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国家意志

在2月28日国新办就规划纲要举行的专门新闻发布会上，去年11月履新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此项内容解析说，对怎么解决学校设立行政级别、行政化管理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有重要指示，工作小组对此作了深入调研，想通过规划纲要的构架，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作为躬耕教育系统四十余年的“老教育”，袁贵仁对教育系统的行政化管理认识深刻。他说，行政化管理倾向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他坦言，行政化问题主要是高等学校更突出一些。

因此，规划纲要首先从政府的角度，结合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对责任进行了划分——“哪些是政府的、哪些是学校的”。而去行政化的第一项，就是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国家意志。”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解读规划纲要对高校行政化的部署。

现年64岁的朱清时有着耀眼的科研成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也曾担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其任内进行了多项校内管理改革。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研究和管理经验，朱清时2009年9月接过聘书，担任在深圳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一职。“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或将为中国式‘教授治校’破题”。朱清时委员向本报记者介绍到，南方科技大学最值得借鉴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模式，而去行政化、教授至上，将是必要的建校原则。

来自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也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制定完善的自主办学机制，减少官本位的思想。”

“去行政化就应该改变现有的校长任命制。”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主张“学术权力”，并认为应该“平衡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高校行政化积弊甚多

“行政化体系下，教授位于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之下，无地位、无话语权。”郑楚光委员认为，如此“座次”，学术、科研不可避免地被“盘剥”。“中国教育机构中行政级别最高者为副部级，原来只有两家，现在至少有38家了。在行政化的体系中，所有的管理者，无论从名义上说还是从实质上看，都是行政官员。于是，在教育界，教育家常常难以寻觅，大大小小的官员却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教育机构变成了官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曾参与医改等多项国家战略规划的制订，对教育发展规划早有经典分析。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观点将上大学贵、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归罪于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行政化才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最主要根源，而所谓教育产业化或伪市场化恰恰是高度行政化的后果之一。”

“高校学术腐败也都源于行政化的教学、科研评估体系。”顾昕教授说。网上曾有广西某大学“大张旗鼓、热烈迎接”教育部学科评估委员会某秘书的闹剧，其产生的根源即在于此。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高校行政化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高校进入行政序列，保障了教育经费的统筹、划拨到位。但是，“教育发展战略得以提升，教育经费的划拨、管理模式也必须改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规划纲要下一步需要理顺高校办学的拨款机制。他进而建议，“成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学校就用不着‘跑部钱进’了”。

高等教育如何去除行政化、超越行政化？迟福林委员还建议，要成立高层次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综合协调部门；尽快在局部地区推开试点，比如取消行政级别从副部级大学入手；切实完善社会监督系统。“教育系统积弊甚多，必须要有大决心、大动作、大环境的支持。”

东南网-海峡都市报3月6日讯

3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代课教师，他不可能成为北大的教授。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代课教师问题，福清籍的陈章良表示：“如果没有代课教师，我也读不了大学，不可能成为北大的教授。我觉得对代课老师应该给予相应的待遇，应该承认他们的贡献，以及他们的退休、医疗保险等问题。”

《新闻1+1》2010年2月8日完成台本——教育改革：要让人民看到希望

主持人（董倩）：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所有的主题都是一个，就是教育，而主持者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播放短片）

卢金玲（学生家长）：

总理听得很认真，时常地点头，完了结合孩子的成长，讲得很好。就跟聊天似的，一点都不紧张，说话挺放松的，真是敞开心扉了。

解说：

上周六，来自北京东升乡的卢金玲受邀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座谈会，地点中南海，而与她面对面交流的人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卢金玲：

总理听得都是很认真的，而且也是在每一点都在记，有时候总理当时就给解答，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解说：

卢金玲参会的身份是学生家长，与她同行的有研究生、大学师范生、中学生、农民工、农民以及北京市民。这场由温总理主持召开的教育座谈会，是围绕着人们关注的，还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让学生和家长代表们对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

引人注意的是，像这样关注教育的座谈会已经是从1月11日到2月6日第五次举办了，并且每一次都是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五个半天的时间，密集的教育座谈会，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而五次座谈会主题各有不同。

1月11日第一次座谈会，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主题；四天后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锁定职业教育；2月4日，探讨基础教育；随后召开的是教育管理体制座谈会，请来的则是一些教育管理系统负责人；而上周六召开的座谈会，则是首次把学生和家长代表请进中南海，与总理面对面。

纵观五次座谈会，内容涵盖了各级教育，而受邀之人也包括了学校、家长、学生，也包括了家长代表，而他们的意见将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供参考。2008年8月底，我国启动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并成立了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第一财经日报》今天就在A3版发表文章，标题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的话“教改要让人民看到希望”。教育一度与住房、医疗并列齐名，被公众戏称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在医改终于破局的时刻，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已经日益强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还记得钱学森老人在病榻上时曾多次向前来探望病情的温家宝总理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物质极大繁荣的时代，“钱学森之问”问出了教育之惑，如今在大步向前的教育改革之路上，人们期盼着能看到更多的信心与希望。

主持人：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请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先生。

程先生第一个问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五次由总理主持召开这样一个教育的研讨会，讨论的是一个关于未来12年教育中长期的发展纲要，释放出来的信号是什么？因为它的密度是如此频繁。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个人理解，首先是说明我们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教育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了。一个是教育本身发展需要我们来探讨制定相关的规划。再有就是从老百姓的愿望，从教育本身的发展，它也急迫地像一个新的规划给大家带来希望，给大家带来改革的方向。

主持人：

您刚才说的急迫，因为我们每个家庭都会面对一个教育问题，这种“急”我们看也体现在温总理的讲话里面，因为他在前不久有一段讲话，他说“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体制亟待改革”。一连用了三个亟待，就是从温家宝总理嘴里说出来这种急，它背后又是一种什么意含？

程方平：

我觉得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他在推进中国发展过程当中，看到了人才的重要，看到了人力资源素质的这种重要性，所以才极力推进教育方面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国际竞争，国内诸多的问题都在人才方面、人的素质方面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我们很多教育问题越积越深，就会给国家带来一些深层的安全隐患。

主持人：

跟我们的所处的现实的背景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反复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跟这个背景有关系吗？

程方平：

跟这个背景，我觉得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温总理在去年年初的一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一个讲话当中，他在教育重大问题的第二个问题，特别提到了一个方面，就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在过去都涵盖在各大中幼里面，但是他这回提出来，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向是城镇化，都是城市的发展，而农村的发展相对来讲是一个弱势方面。而在十七大报告里面提到了发展新农村，城乡和谐，这个也是在调整一种发展方式，那么跟它相应的农村教育，它跟城市教育和偏重学术的教育，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调整，我觉得都是跟国家发展的总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引用了温总理的一句话“教改要让人民看到希望”，当这样的一份引导未来的十来年的中长期的纲要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虽然现在征求意见，普通的人民群众能不能从中看到自己迫切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从中看到希望？

对此，温家宝总理曾经表示，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本届政府必须着力做好的一件大事。一年多以来，已经数十次译稿，形成了纲要初稿。之所以如此重视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是最好的解释“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和学生关心的大事”。

程方平：

这次中长期规划因为它涉及了很多方面，在每一个方面，都根据调查研究，抓住了一些重点问题，这些重点问题的解决，可能会使各大中小学教育的各个方面有所改善。但是中长期教育规划跟教育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全一样，它是在我们未来的3年到12年之间，我们各类教育发展的一些具体的目标，由于这些方向确定了，可能会在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包括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教育公平等方面可能会有一系列更具体的措施，而这一些措施可能就是我们广大的民众特别期望看到的。

主持人：

因为您是研究教育方面的学者，当您去看，并且解读这份《发展纲要》的时候，可能会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去解读。您帮助我们普通老百姓分析一下，就是从这份《教育发展规划纲要》里面，我们能受的最大的益是什么？

程方平：

首先，我们讲到在温家宝总理他的一些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保证国民最基本教育权的主要是我们的义务教育”。过去我们的义务教育由于经济发展，还有制度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义务教育做得不够均衡。过去大家认为是经济上的问题，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发现它还存在问题，而且有一些老百姓感觉比较着急的，就是我们的择校，包括我们的教育发展不均衡这些问题，这次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大家来讨论，来想办法去解决，也作为一个改革的目标，我觉得这就很好。

主持人：

当我们看这个《纲要》的时候，从2008年底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在征求意见，从短片里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几十次一起搞，他这么做的做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让方方面面都能够满意吗？

程方平：

我觉得这也跟过去的方式不一样。过去我们行政部门商量完了就推出来，这次我觉得一方面是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就广泛地征求意见，因为据我了解也通过了很多渠道，包括媒体、网络在征求意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民主参与的。就是制定出来的东西，不仅代表了行政意志，也代表了大家的一些愿望。这就是说我们规划跟我们的法制都在向民主化的方向走。我觉得一个规划，要是得到更多的人认同，它的发展就会减少很多阻力，能够更好地去实行。

主持人：

关于这样一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显然公众是寄予厚望的，但是这样一个中长期的纲要，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的节目稍后讨论。

（播放短片）

解说：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提倡教育家办学。”这样的标题今天纷纷出现在各大媒体之上，他们都来自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几乎每一句话都引起了社会的共鸣，这也足见人们对于教育改革的期待。也正因为如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自从提出制定开始，就被寄予了厚望。

早在2008年8月2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研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规划纲要》制定工作方案，正式启动了研究制定工作。十天之后，2008年9月9日，8位中小学基层教师被邀请进了中南海一起过教师节。在这次活动之中，这份《纲要》同样是讨论的主题。2009年1月5日，各大媒体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温家宝在文中表示，“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次教育规划，制定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意义”。而就在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制定纲要的同时，2009年教育热点事件的一再涌现，也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表达着对于出台的迫切。

长春、重庆、徐州、成都等地，坚决封杀奥数，斩断奥数与升学挂钩的生命线。但是这样的动作既让公众拍手叫好，却也产生了斩草未必除根的怀疑。山东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招生的参考依据，打破了“唯分数论”的旧有人才评价体系，这样的尝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潜规则的担忧。

北大率先实施校长实名推荐制，一时之间也是众生喧哗。在教育公平和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间舆论左右摇摆，一系列的事件似乎都说明了人人期望的教育改革，迫切需要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作为指导。如今，时间已经悄然来到了2010年，按照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说法，“这将是一个教育改革之年”。

主持人：

大家都在期望着教育改革，我们看，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在过去的一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在进行着尝试，但是这些尝试推出来以后，大家反而有很多的质疑，改是改了，但是改的还不满意，大家还有很多问号，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程方平：

我是这么来看的，因为教育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从幼儿园到成人，教育都在探讨改革。有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像高考、招生、教育经费、教育均衡，包括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个政策出台的时候，刚才讲了大家一方面是拍手叫做好，一方面还有一些隐忧。这些隐忧主要来自我们的一些配套政策，比如有些事情看着是教育问题，其实可能是社会问题，可能是财政的问题，可能是人事的问题。有些方面，其它的制度如果不跟上，我们的教育改革的风险就会加大。这些方面都需要从国务院这个层面去做协调，去做调整，使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这种整体的环境能够让它更好。

比如说，我们高校的自主招生，大家都觉得这是开了一个口子，能从原来单独讲分数变成能够让一些有特殊才能的，或者有特殊爱好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

主持人：

这是体制创新。

程方平：

这是体制创新。但是大家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过程，能不能公开，能不能够公正，有没有权利约束。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方面说明了我们教育的改革大家既希望又害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其它的配套政策，配套的环境跟不上。

主持人：

换句话说，教育体制改革不仅仅在教育之中，也在教育之外。

程方平：

对，也在教育之外。包括比如我们现在的新一代，他们的责任感，他们的这种社会服务的意识，你比如从一些孩子来讲，从这次汶川地震，看到很多年轻都有这种热情，但是我们也发现，教育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好像不如以前的孩子那么讲规矩了。

主持人：

您说教育体制改革仅仅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吗？还是需要各个部门齐头并进，在国务院的统筹之下共同推进呢？

程方平：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温总理多次举行座谈会，也是想从各个方面来发现制约教育的一些问题，包括体制的问题、舆论的问题、社会文化的问题、法律的问题。

主持人：

比如说？

程方平：

比如这次我发现在座谈会里，有一些企业的代表，比如我们这几年要推进职业教育，国务院开了三次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职业教育好像发展的难题还是没有完全找到破解的思路。我们就会想，企业来支持职业教育，它有什么动力？我们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它应该有免税，或者有一些技术创新的利益，它才能够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拴在一起。这些方面，我们的一些相关制度和相关法规还不健全，如果在这些方面调整好了，可能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主持人：

您刚才上的这番话，在中长期的纲要里面，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吗？这个问题。

程方平：

我们在中长期的发展纲要里头，职业教育这一块儿，包括咱们刚才涉及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都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具体落实一个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因为2012年，或者2020年它有一个时间的期限。还有一个，它还要有一些配套的工作要做，比如我们相关的一些教育法规、经济的政策、有导向型的政策，我们如果能跟上就会更好。

主持人：

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是经济体制改革到了现在，现在是需要多方面的改革一起跟上的时候，再指望经济体制改革，恐怕就再不能继续纵深下去了。

程方平：

对。因为我们教育体制改革从1985年就提，一晃就20多年了。这个教育体制改革单独改是很困难的，它后面都跟着很多这种现实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现在看来还是体制性障碍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在国务院统筹之下，做宏观的、系统的、大范围的调整，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改革能够保证比较圆满的，或者说正常地向前发展。

主持人：

程先生，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总理的谈话到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我们再想，我们刚才说的那番话，政府感到了一种“急”，但是这种“急”体现在具体的里面，要体现在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怎么理解这种“急”，但又是十年？

程方平：

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从2006年政府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要承担的这种责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发展它不是一个只投钱就行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一方面是投入不足，欠债，一方面积弊很深。我们现在的城市的学校，乡村的学校，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它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一刀切了，有好多遗留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必须要在磨合当中不断地完善。但是如果不做，这个积弊会越来越深。所以从现在开始做可能在十年的时候，能够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大的幸事了。

本报讯 (记者周逸梅) 近日，温家宝总理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5次召开座谈会征集意见。昨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08-2009年度教育部优秀教育新闻颁奖仪式中宣布，《规划纲要》将在春节后、全国两会召开前公布，并启动第二轮征求意见工作。

袁贵仁表示，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规划纲要》要在春节后、全国两会召开前在媒体上公布初稿，并再次征求民意。目前，专家组正在加班加点，根据最近征集的意见，对文本进行最后的修改。

温家宝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1月1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职业教育座谈会。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来自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和教师代表，教育专家、学者，大、中学生及学生家长代表，教育管理系统负责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这是1月11日，温家宝主持召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座谈会。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适应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2008年8月底，我国启动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并成立了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动员各方面力量开展广泛深入调研的同时，通过专设邮箱、教育部门户网站设专区、组织网民座谈会、广泛发动媒体参与等多种形式，采取开放式办法，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反复论证，数十次易稿，形成了纲要初稿。为了进一步听取意见，温家宝总理决定邀请各方面代表到中南海座谈。

在这五次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纲要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民主科学决策。代表们指出，在当前经济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温家宝总理抽出5个半天的时间召开座谈会，充分说明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改革工作。

这是2月4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基础教育领域座谈会。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1月11日召开的首次座谈会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等纷纷发表意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提出，我国高校要通过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办出特色。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建议，我国高校应借鉴国外住宿学院制度、开展通识教育、建立学生淘汰制度等办学经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高校必须以教授为主导，改变当前依靠行政权力治校的局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结合自己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呼吁要保障高校科研人员的教学时间，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北京邮电大学原校长林金桐、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天健等分别提出了建立分类分层的高校管理体系、探索教授治学、吸引外国人来华从教等建议。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卢正刚等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对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完善高校产学研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1月15日召开的职业教育座谈会上，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吕景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杰呼吁针对职业教育的自身特点，建立职业院校教师资格标准和评价体系。北京商贸学校校长张香永提出，应允许各地探索职教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试点工作。上海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张子厚提出，应建立职业院校专业课程标准和技能标准，解决当前职业资格证书多次认证的问题。陕西榆林农业学校教师强建才、河北涿州职教中心校长张昆明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对涉农专业学生加大补助和支持力度。北京教科院副院长吴岩提出国家应制定政策，促进校企合作，推动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人才。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何显富、沈阳市人才中心主任孟庆伟都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提出了具体建议。

这是2月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教育管理体制座谈会时同与会者交谈。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在2月4日召开的基础教育领域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说，对智力超群的儿童应实施特殊教育，我国必须尽快建立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基地。上海中学语文教师范飚说，要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首先要激发孩子的志趣。甘肃省会宁县太平中学教师黄志龙和山西平顺县北耽车乡实会小学教师王利青分别提出了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规划的建议。湖南长沙诺贝尔摇篮幼稚园董事长谢庆呼吁给民办学前教育多一些探索空间。

在2月5日召开的教育管理体制座谈会上，广东省副省长宋海提出，应建立分类指导、分区规划的管理体制，使不同高校在教学、科研方面各有所长、各显其能。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提出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结合国外大学的发展经验，建议在国内一流大学引入竞争机制。辽宁盘锦教育局局长魏书生强调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对学校质量评价制度。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期望政府部门和社会消除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这是2月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群众代表座谈会，首次把学生和家长代表请进了中南海。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为了更好地倾听广大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2月6日召开的座谈会首次把学生和家长代表请进了中南海。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研究生张逸民提出完善研究生导师项目资助制、设立研究生奖学金等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苟晓龙提出加强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和农村教师在岗培训的建议。河北宁晋县宁晋中学学生杨燕茹讲述了自己参加社会实践的故事，希望学校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农民工李江山、査代炼希望政府放宽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就读的条件，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全托制的寄宿学校。北京东升乡博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金铃、河南鹤壁市淇县西岗乡大李庄村民李宜宾、北京居民李成钊等分别代表家长对相关领域教学方法改革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温家宝在这五次座谈会上讲了话。他说，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和学生关心的大事。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在国务院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并进行修改的基础上，纲要还将再次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温家宝强调，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制定教育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必须坚持以下几点。一是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树立现代办学理念，在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要从实际出发，允许实验和探索。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需要，更加符合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三是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公平。我们要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使教育资源更多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确保每个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而失学。教育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更不是一个模式办学，千篇一律、千校一面。学校还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鼓励出名校、出名师、出名人。四是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充分发挥教育家的办学才能和特长，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参加了座谈会。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按工作量分配”绩效工资导致多名教授对此不满。

按照北大法学院方案，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教师工资则按照工作量来分配，如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等。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绩效工资所得可能还不如刚入职的行政工作人员，而教师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

以上方案，实在令人熟悉不过，人们称之为“表格学术”、“指标学术”。这种分配方案，被认为是造成大学功利化、把大学教授作为“学术民工”、催生垃圾成果的坏方案。正如温总理刚刚谈到的“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为何北大法学院在事先未征求教师意见的情况下，执意而行呢？

早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取得共识，接下来就看行动”。可这样的“共识”，为何在现实中找不到实践的影子？

不错，大学去行政化、去功利化，社会呼声很高，教育官员和一些大学校长也常慷慨陈词，可是，再看大学校内，校长刚说要尊重教育规律，马上就通知教授停课来接待上级部门的来访；学校发文要成立学术委员会，可召开学术委员会却要看校长们的时间，校长不出席，会议就改期；学校在公开的会议上要求教授们“耐得住寂寞”，有“出大成果、做大事”之气，可会后下发的文件，却是考核表格。

其实，大学领导的“共识”，与民众的“共识”，表面上同有所指，但理解完全不同。比如，对“学术与行政分离”，民众理解的是校长等行政官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避免利益均沾；可校领导的理解是，学校行政官员只是不再在学术委员会等机构里担任职务，自己院士照评、教学名师照当；对“重视学术质量”，民众的理解是要看教师的学术价值和贡献，而校领导的理解是在国际刊物、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对“大学的国际化”，民众的理解是大学要融入国际竞争，而大学领导的理解是招多少海归学者；对“保障办学自主权”，民间的意见是大学要恢复教育属性，淡化行政色彩，可大学领导们想的却是提高大学行政级别，这样地方政府就因级别问题而难以干涉，有支持者甚至搬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的模式来佐证，认为校长级别高，是官本位社会落实自主权的最有效途径。

大学改革的主张总是迥异，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每个主张背后，都有利益诉求。高等教育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并不天然一致，从这点来说，北大法学院的选择不难理解，院领导们的主要利益诉求，是本单位的论文数、成果数多，以及行政人员不吃亏。更关键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可以不在考虑之列———假如北大法学院实行教授治院，这种方案哪有出台的可能？

是故，在世界的一流大学中，都设有利益博弈机制，从大学理事会，到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共识与行动，是通过博弈而来。

所以，教育改革要真正形成共识，付诸行动，关键就在于充分的利益博弈，可目前这种博弈极不充分，基层教师、学生的意见，并没有纳入决策程序；教育官员和校长们的表态，并不受监督，说归说、做归做，所以改革的设想很美，改革的实质很少。

但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不重蹈覆辙，所以，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无机会参与这一决策的讨论和博弈？

这是一个近乎荒诞的局面：

□一边呼唤素质教育，一边要求“裸考”回归

□一边拼命择校，一边拼命抱怨“被择校”

□一边痛恨被行政扭曲的伪市场化，一边幻想更多更强的行政干预

编者按：民间机构长策智库新近完成一份《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由该机构首席社会政策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执笔。本刊赞同其初衷——树立供各方批判的靶子，以拓展关于教改讨论的公共空间，故于今日刊出此论纲，供读者参考。限于篇幅，有删节。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现状，距离民众、社会与国家的预期有相当大距离。作为社会发展的平衡器，教育成为一个社会追求公正、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等高贵价值的工具，一旦社会偏离这些价值，教育必然成为批判的靶子，甚至成为代罪羔羊。

造成的局面是，人人在议论教育，人人在批判教育，人人在呼吁教育改革。但是，在这种貌似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尤其是网络空间）中，更多的是纷纷扰扰的取向和自相矛盾的主张。

一方面，很多人痛恨应试教育的弊端，年复一年地呼唤各种素质教育的新教育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哈佛女孩的一本小书风靡了中国。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依然坚持唯分数论，坚持认为只有以所谓“高考裸分”作为唯一标准，高等院校的招生才能实现“公平”。

2009年12月15日，一份新鲜出炉的民意调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在12月上旬对全国范围内的2952名公众进行了这次调查）显示，76.6％的受访者将所谓“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政策，让考试重归‘裸考’”选为推进“教育公平”的首选改革措施。毫无疑问，一旦推进这种版本的“教育公平”，实现“素质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环境将永无来日。

一方面，千千万万的民众以高度的自愿精神，千方百计地将成千上万的金钱，以各种各样诸如“捐赠”、“赞助”、“共建”、“补课费”的方式送交给一批教育资源优越的公立中小学，以期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的起跑阶段就处在一个超前的位置。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关于“被择校”的抱怨响彻云霄。

在上述的民意调查中，76.1％的受访者将“取消任何形式的择校费”列为推进“教育公平”的次选改革措施。人们似乎希望不费多少代价就能获取优质的教育服务，但是并不愿意仔细思考优质教育服务的短缺性、择校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以及解决所谓“择校”问题的根本之道，而是一味地迷信年复一年都无功而返的一纸“禁止令”。

一方面，人人都在追求或至少渴望追求超人一等的优质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切实际地企盼教育服务品质的均等化。当一个社会究竟能在何种意义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教育均等化尚不清楚的时候，人们却纷纷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上。

在上述的民意调查中，71.5％的受访者将“推行公立中小学跨校轮岗，平衡学校间的师资差距”列为推进“教育公平”的第三政策选择。但令人困惑的是，这项行政干预措施如何能得以实施？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教育质量优越，优越到令来访的巴西总统当众流泪的地步，优越到自愿奉献的“赞助费”源源不绝的地步，优越到校区周边的旧房也能价格飙升的地步，很多人感到“不公平”。其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公平”，但是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其他什么人）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史家胡同小学的老师无条件地去（譬如说）北京怀柔的某个小学“轮岗”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全社会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择校费”问题的根源在于扭曲的公共义务教育体系，那么种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尤其是指望在现有公共教育体系内强化行政化的直接干预措施，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助长令人不快的现象持续发展下去。

更加深刻的问题还在于，一方面，众多有识之士已经深切地认识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弥漫着行政化的癌细胞，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唯一有可能杀死癌细胞的市场化之路心生误解、疑虑、困惑和彷徨。

正如中国很多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事情一样，当今中国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是遭到扭曲的市场化，实际上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商业化”。造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一方面维持原有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又允许公立教育机构走向商业化。于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公立教育机构一只眼睛向上，另一只眼睛斜视；它们对政府的资源全力争取，而对来自市场和社会的收入也绝不放过。

人们看到了被扭曲的“市场化”、“产业化”所带来的重重弊端，但是不去追究扭曲背后的旧体制、旧力量、旧思维，不去推动公立教育机构之间有管理的竞争，不去推动民营教育机构的发展壮大，不去设法打破行政化教育体制，反而冀望以回归行政化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化”的弊病。令人稍微宽心的是，这种首鼠两端的思维在近两年内有所退潮。

综上所述，中国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大一统、品质低等众多弊端，家长、学生和教师们都陷于囚徒困境而苦不堪言。显然，我们需要一场全新的教育改革。

本文以及将在近期陆续完成的系列研究报告，试图就新教改给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希望全社会以我们为批判的靶子，为这场关系到民族前途的改革创造出一个公开讨论的民主氛围和公共空间，哪怕像新医改那样经过3年之久的大讨论。

一、管办分开：高等院校走向法人化

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形同教育产业的终端，其行为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层级教育服务的运行。如果说整个中国教育体系存在着扭曲现象，那么扭曲的龙头在于高等教育。因此，新教改的突破口就在于高等教育改革。

在2004~2006年间，社会舆论的主流是把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归咎于所谓的“教育产业化”，而近两三年来，教育界和知识界对于教育行政化的认识和批评愈来愈普遍和深刻。所谓“教育行政化”，基本上包含两种意义：其一是指高等院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形成上下等级关系；其二是指高等院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复制了高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等级化制度。我们认为，行政化是造成高等教育种种弊端的最主要根源，而所谓“教育产业化”或者说“伪市场化”恰恰是高度行政化的后果之一。

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打破行政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推进高等院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办分开。具体路径如下：

管办分开。所有公立高等院校不再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其行政级别自然取消，众多大学争当“副部级大学”的笑话可以休矣！

教育家管理大学。大学所有的管理者，尤其是校长和党委书记，都从干部转型为教育家或职业管理者。教育家自然可以来自社会各界，当然也不排除退休后或者离职的干部。

政府担任监管者和出资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所有的高校，首要的角色是监管者，对违规的事件进行惩罚；其次，还可以出资者的身份扮演教育公平推进者的角色。

走向法人化。所有高等院校成为独立的法人，建立以校董会＋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

二、走向多元竞争：高等院校招生体制改革与高考改革

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是影响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通过高考制度传递下去，而高考几乎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指挥棒”。

在高等院校法人化从而确立自主招生的前提下，高考制度改革也必须走上多元化的道路，具体路径如下：

保留高考，但是逐步实行一年多次高考。考生们不必担心“一考定终身”而将考场视为战场，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某次高考的成绩作为自己的高考分数。

考试后填报志愿。高等院校自行设定高考分数线门槛，所有考生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踏踏实实地向心仪的学校以及专业投递申请。

多元报考。允许所有考生自由地向众多学校报考。所有高等院校除了设定高考分数线门槛之外，均自行设定其自主招生的条件和程序。各高等院校的办学理念尽可以多元化，无论是唯分数论、唯素质论、唯精英论、唯民粹论、唯全才论、唯偏才论、唯功利论、唯人文论（或唯价值论），还是这些理念的组合，都可以在自主招生的竞争舞台上一展身手。

双向选择。考生可以多元报考，高校自然也能多元选择。所有高校根据自行设定的招生计划在一定时间内发出第一批录取通知书，而相当一部分考生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内接到多家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双向选择的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录取计划在第一轮中没有完成，因此必须进行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录取。

在这样多元竞争的制度下，种种关于自主招生制、推荐制、保送制、面试制是否公平，是否为腐败制造空间的议论将变得毫无意义。当然，在这样的制度下，有些学校或许会录取那些有一些小聪明（因此高考分数不太差）的富家子弟或者官宦子弟，但是这些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或许会付出纨绔子弟败坏学校风气、耗费教授精力、损害学校名声的代价。相反，所有愿意付出财力和心血录取潜力无穷、但家境贫寒学生的学校，将在未来获得优厚的回报。

三、放开择校：基础教育的竞争化与均等化

同高等教育领域的情形相类似，人们对义务教育领域中的种种弊端可谓心知肚明并且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并未清醒地认识到，所有这些弊端的根源恰恰来自公立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体制，反而冀望于通过现有行政化体系的强化来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好的东西，教育自然更不例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几千年中华文明所积累的传统，优质的教育成为所有中国人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追求的东西。然而，正如所有优质的东西一样，优质的教育无疑是稀缺的，而稀缺的东西一定非常值钱。尽管政府规定公立义务教育是低价甚至是全免费的，但是优质的义务教育一定存在着某种市场均衡价格，而在今天，这就是被政府教育部门禁而不止的五花八门的“择校费”。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禁令所无法禁止的。政府可以三令五申让择校费“非法”，但是总不能禁止优秀的中小学收取“赞助费”吧，更挡不住民众为了自己孩子的未来以高昂的、前赴后继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自愿精神争相向这些学校“奉献爱心”。

无论是为了应对“择校费”的问题，还是为了推进义务教育的长远发展，唯一的改革之路是放开义务教育的市场，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提升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作用，让政府的资源发挥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具体而言，义务教育的改革路径如下：

放开民营中小学的设立。民众完全可以选择私立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当然，政府要对所有中小学，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制订一些最低标准并一视同仁地加以执行。

有条件地放开公立中小学择校。所有民营中小学自然是完全放开择校，而所有的公立中小学均有条件地放开择校。所谓“条件”，亦即政府可以制定一定的监管条例，例如管制学校招收邻近学区适龄学生的百分比，管制学校的师生比，管制学校的教学实践甚至教学品质（最低考试或测验分数等），最高收费标准等等。

学校自行制订收费标准。所有中小学，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均自行制订收费标准。如此一来，在公立和民营学校尤其是优质公立学校之间充分竞争的情形下，收费标准的高低自然与教育品质的高下、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相关性。简言之，所有中小学的收费走向市场化。

国家按人头定额拨款。国家设定基准收费标准，政府根据这一标准依学生人头数向所有公立中小学拨款。民营中小学如果愿意参照政府对公立中小学的监管措施开展教育活动，政府也应该依照同样的方式按学生人头拨款。基本义务教育的基准收费标准，由有关教育专家依照基本水平的义务教育提供所需的成本进行测算、拟定并经过全社会征求意见，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政策与法规。为了实现不同地区基本义务教育品质的均等化，依照基准标准确定的政府拨款水平或许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所有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学费在基准标准之下的部分不向学生家长收取，而是转向政府申领拨款。基准标准的设定水平不能太低，必须达到让绝大多数（例如90~95％）的适龄学生基本上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程度。

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是民众、学校还是政府，都没有必要为“择校费”的事情而一筹莫展。“择校费”变成了公开透明的收费，民众对于高收费的选择完全基于市场化的判断。所有的学校必须竞争起来，提高效率，改善教育品质，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从而从政府以及学生家长那里获取更多的资源。

那么，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不会利益受损呢？这取决于政府的所作所为。首先，大多数公立中小学实际上是免费的，因此贫困家庭必须也完全有机会让其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其次，政府通过强制公立中小学以基准收费标准招收一部分学区内学生的管制措施，可以确保那些碰巧住在高收费学校附近的适龄学生就近入学；再次，政府可以为贫困家庭发放“教育救助券”，让他们以此贴补学费从而能自由选择收费偏高的学校；最后，政府从原来重点学校的投入中节省出大量经费，可以转而投向农村、山区、边疆、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兴办依照基准标准收费的公立中小学。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立专项奖励金，对所有从高收费学校转到低收费学校任教的优秀教师给予收入补偿。

总之，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亦即推进教育的纵向公平，这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完全拥有多元的政策工具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把市场卡死，并不能促进公平。

四、与市场互补：公共财政转型与公共教育资源的再配置

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引发了公共政策研究界对于政府职责的大思考。尽管人们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评价有意见分歧，但是不同意见之间却有一点共识，即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

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流向更为重要。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公共财政的转型。

大量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流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比重，已经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不仅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而且还强化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相反，公共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配置比重相对较低，这一方面不利于教育公平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适用性的人力资源。

因此，新教改要求教育领域的公共财政模式发生转型。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充分重视并利用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原则就是弥补市场不足。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表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初稿文本已初步起草完毕，应该会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前后向社会征求意见。

这是有关这一规划纲要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最新时间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曾透露，规划纲要会在2009年8月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

前天，陈小娅接受采访时表示，规划纲要预计会在两会前后向社会征求意见，“但最终要由国务院决定”。而教育学术界一位权威人士明确透露，会在“两会”前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