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海外传播中的价值观问题

在叙事方面，很多国产纪录片，尤其是专题片，都是主题先行，以某种主题作为统领全片的主旨，它们的讲述方式是整体性和感悟性的，没有很强的情节性，叙事的动机是一种潜在的内涵，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断领悟创作者的意图，并产生出自己的理解。西方的纪录片多推崇故事性的讲述方式，即便是科教片，也强调事件的戏剧性、逻辑性，在完整的起、承、转、合中具有说服力地将创作者的意图归纳出来，而不是通过画面加解说词直白表达。在迈克·摩尔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导演试图追寻美国枪械泛滥的根本原因。现时超过两亿的枪械流通于美国家庭，而且大部分落入白人手中，他们藏械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但可能身藏攻击性武器反而引起他们的忧虑不安，有些人要将手枪放在枕头下方能入睡。最极端的例子是，他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造成不少枪杀案件：伦常惨案、校园枪击案等报道屡见不鲜。谁为发生的悲剧负责，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不断发生的流血冲突和无人性的屠杀，难道是美国人天生倾向于暴力?影片把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案中涉及的有关人员的采访片段与新闻报道、演讲，以及一个16岁男孩买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弹药等种种和流血暴力事件有关的片段交织剪辑在一起，逻辑严密地显示出枪支泛滥的根源——恐惧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的精神中。

重直觉体悟和重逻辑推理都是纪录片的创作和欣赏中的价值观，在这两种观念引导下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但是，重直觉体悟的审美价值观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了理解难度，很多外国观众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或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下，很难对作品的主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或者认为我们强调的主题没有说服力。逻辑严密的纪录片却大多叙事方法清晰，内容通俗易懂。中国观众在收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纪录片的时候大多能准确理解作品主题。在海外传播的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要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提倡多以西方人熟悉的逻辑分析的方式进行叙事，适当调整我国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使其明晰化、确定化，在作品的精神追求方面尽量有普适性，能和西方观众产生共鸣，才能让作品被更多外国观众了解和接受。

重宏观和重微观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宏观、从整体、从大局出发，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了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比较看重整体观念和集体本位，这使得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喜欢从整体大局出发、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兼顾到全局的各个方面，并始终以国家和集体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微观、从局部出发，注重细节，强调“个体本位”和“独立意识”。他们认为个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人和集体是第二位的;从小到大、从细节到整体、从局部到全局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他们喜欢标新立异和提出质疑，不喜欢随波逐流。

这种重宏观和重微观的差异，影响到了中国纪录片自身的创作风格和西方观众对中国纪录片的理解。中国纪录片尤其是专题片，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对某一主题进行整体叙事，这样的表现方法不易被注重个体、细节的西方观众所接受。这种重宏观、重集体的价值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纪录片对“人”的把握，它“有意识地让个体承载着群体的意识，这很难说是一种意识的负载，因为任何一个典型的形象、任何一个个体，他更多地被定位为大写的‘人’的一个缩影”[1]，所以在很多中国纪录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集体，却难以看到个人。在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话说长江》中，人是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并未被着重表现。观众只能“见山、见水、不见人”。片中的人物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未得到独立的表现。纪录影片《铁西区》、《二十四城记》也都是依托群体中表现个体的作品。在东北或南方的老工业区、厂房中，多个家庭的命运被同时展示出来，形成类似的“散点透视”的效果。一系列主人公把每个人几十年来的生活浮光掠影地说出来，展现社会的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冲击。当过度重视整体和宏观的纪录片在海外传播时，会和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产生冲突。西方观众注重个体，喜欢从独立的个体入手欣赏整部作品。当他们看到纪录片中的一个主题出现众多主人公时，或是只是叙述一种观念，而没有完整记录个体的生活、言论时，就可能感觉困惑，无法理解，甚至是排斥。所以，调整固有的价值观，注重整体和个体、宏观和局部的平衡，甚至是倾向于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中国纪录片才能在海外传播中提高影响力和被认可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