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南的大树下,供奉着观音、土地公等神像。 顺济桥残存部分仍屹立于浯江之上 号召蕃商踊跃捐资造桥 嘉定四年(1211年)时,邹应龙为什么要建顺济桥,这得从南宋泉州经济说起了。据泉州文史专家李玉昆《耕海集》所载,宋时,泉州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在北宋中期,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第二次在南宋初年,赶上广州,与广州并驾齐驱;第三次在南宋末年,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邹应龙出守泉州时,正好赶上泉州经济的大发展期,泉州经济已经赶上广州,并试图超越它。那时“温陵大邦,甲于闽部,蕃汉杂居”,城市四处可见“朱门华屋,钿车宝马相望”。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达,泉州城内城外商旅往来不绝。德济门位于晋江北岸,是泉州古城的南大门,亦是南北交通往来的重要关口。可是,在南宋嘉定四年之前,晋江南岸之人以及漳州、潮州等地的“海滨之民”想通过德济门进入泉州城,只能依靠小舟摆渡过江,这样既费时费力,又不安全。邹应龙任泉州知州后,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决心在德济门外建一座通往晋江南岸的跨江石桥。 德济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这浯江并不简单,它“横贯二里许”“其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也”。这里汇聚了桃源、武荣诸山流,一到下雨天,江水便会暴涨,“巨浪拍天”。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在“维桥之前,累石为堡,以临重渊”,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如此做法可以保证在水流的冲击下,泥沙能够深入石缝之间,做牢做实桥基底座;在浯江上建桥墩时亦采用“筏型基础”法,即桥墩为干砌条石的宋代船形石墩,这样一来可以分散水流对桥墩的压力,再以重量十足的石梁板覆盖其上,保证了桥身的稳固。 造桥需要大量资金,如何解决?邹应龙想到的是要利用蕃商集资来筹措这笔建桥资金。南宋时,泉州城南门左近有较发达的蕃商聚居街区,“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祝穆《方舆胜览·卷12·泉州事要》)。随着蕃商“住唐”人数的递增,其聚居区慢慢溢出城南一带,向东延至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里繁华,整个泉州城“廛肆杂四方之俗”。这些居泉蕃商,热心于资助修城、建桥、造路等公益事业,他们的慷慨赢得了泉州人民的尊重,为民族和睦打下良好的基础。嘉定四年,邹应龙筹划泉州城墙大修时,就曾得“贾胡簿录之资”。所以,在建造顺济桥时,他同样向蕃商发出号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再次慷慨解囊,踊跃捐资,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资金一到位,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 据资料显示,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有警即吊起,以御敌寇。并筑有桥头堡,置戟门,昼开夜闭。南端桥堡上勒有“雄镇天南”四个大字。清代泉州知府怀荫布盛赞邹应龙建造顺济桥之功称:“自斯桥成,而肩摩踵接,直蹑风涛于足下,而恬然不知,厥功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