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海交鸣 世遗铿锵

上下同欲 向海拥海而兴

向海而兴，在民间与官方的互动中，一代代泉州人接续努力、持续发展，成就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的千年海洋文明史，闪耀着自下而上、上下同欲的不懈拼搏的海洋精神光辉。

基于依海而居的环境与远古族群的自主选择，古代泉州人选择了走出去，与海洋的狂风骇浪搏击，在广袤的异国他乡打拼。海洋文明，在泉州民间生根发芽。

随着海事活动的发达，唐王朝在泉州设置“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宋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管理整个南方地区的海洋贸易。元朝，多次重大的海外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起航。

即便各朝代官方的海洋政策不同，甚至出现开倒车的情形，但贯穿泉州的开放心态却愈加蓬勃，民间对外文化商贸交流的火种从未熄灭，带来了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繁荣开放景象。

南宋末年，泉州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与57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交贸易关系，“闽海云霞绕刺桐”“涨海声中万国商”。元代，“刺桐港”驰名于世，可见于四种外国著作之中：《马可·波罗游记》《德里游记》《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伊本·白图泰游记》，都说刺桐港是东方或世界第一商港。

海商兴盛，福佑民生。城南一带，得以成为宋元刺桐的商业中心。聚宝街的南面为晋江北岸，马可·波罗从这里上岸，并从这里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这个地区风光秀丽……这里的居民，民性和平……”马可·波罗在其游记第二卷《刺桐城》，赞美那时泉州的生活。

“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东南亚的橡胶、朝鲜的“高丽参”、日本的大杉、阿拉伯的“番油”、柬埔寨的“高白棉”，以及珠宝、玉器、象牙等，本地的瓷器、茶叶等，在此聚集交易。海关、税行、票号、信局、典当行、银号等商业部门，还有明朝政府专为琉球通商设置的“来远驿”，都是这场跨海交通贸易“蜜月期”的见证。

伴着泉州对外开放的脚步，随之而来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影响和海洋文化的长期浸润，闽南文化逐渐形成“敢为天下先”和“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特质。与之相对应的，是以泉州为中心的世界海洋商贸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