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我国农业发展和耕地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进口农产品对我国粮、豆、奶、油料、棉花等生产的冲击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过程中矛盾更加突出，保障耕地数量、质量安全的压力巨大，主要表现为：

一是“进口”耕地数量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8169万吨，按照当年国内大豆亩产121公斤计算，相当于“进口”了6.7亿亩耕地。除大豆外，2015年我国进口了3200多万吨谷物、176万吨棉花、485万吨食糖、447万吨油菜籽。虽然，2015年有700多万吨的蔬菜出口量（相当于“盈余”300万亩左右耕地）、4000万吨玉米过剩供应量(“盈余”１亿亩左右耕地)，综合平衡后，在不计算肉类（贸易逆差）、奶类（贸易逆差）、水果（贸易逆差）、水产（贸易顺差）的情况下，2015年我们进口农产品所需耕地播种面积数量约11亿亩，占当年全国总播种面积数量约44.4%。

二是优质耕地数量不断减少。2009-2015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20.31亿亩减少到20.25亿亩，且相当一部分以“占优补劣”形式完成。全国近期可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仅为3307.18万亩，其余4721.97万亩耕地后备资源受水资源利用限制，短期内不适宜开发利用。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距离发达国家的70%-80%尚有一定差距，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土地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加。同时，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食品消费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对动物蛋白需求进一步提高，饲料需求进一步加大，进口压力仍将持续提高。

三是耕地质量和环境受到威胁。局部地区耕地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东北黑土层厚度已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26.7克／公斤，与30年前相比减少了12克／公斤；华北平原耕层厚度15-19厘米，比适宜的22厘米浅3-7厘米；南方14省（区、市）土壤PH值小于6.5的比例由30年前的52%扩大到65%；西北5省盐碱耕地面积3810.9万亩，其中中重度盐碱耕地面积占56.9%。有的地方不同程度存在土壤酸化、农膜残留问题。

综上，在经济全球化、城镇化背景下，确保耕地资源数量安全、质量提升需多管齐下。

一是严格管控耕地非农化占用。尽快划定并强化基本农田保护措施，将城市周边及主产区的沃土良田留住，严防“占优补劣”；加快试行推广耕地“用途转用许可制”，实施更加严格的用途管制；建立健全督查考核制度、举报制度，尝试建立耕地审计制度等，对违规占用耕地给予更加严厉的惩戒。

二是提高生产者保护耕地积极性。一要加快推进土地确权，让农民对土地用途长期不变、权属长期不变吃上定心丸，增强保护责任感；二要适度加快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提高经营收益，让农业从弱质产业变为富民产业，增加经营者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三要大力推行绿色补贴制度，对提升耕地质量有帮助的耕作制度和措施，例如绿肥覆盖、轮作、增施有机肥、地膜回收、节水措施以及其他绿色生产措施给予补贴，推进“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的转变。

三是加快有关推进耕地质量提升的法制建设。我国耕地资源质量管理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有关维护耕地质量、保护耕作层的法律依据零星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等法律以及《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规之中。参照发达国家普遍做法，应尽快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对于与耕地有关的系列活动，包括占用、修复、施肥、施药等系列行为做出法律规范，严格约束破坏耕地质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