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空间将会超过7500亿元，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农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国际经济增长低迷，大宗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恰是我国农业领域海外投资的窗口期。

农业“走出去”，企业是主体，民营企业又是主要力量。到2016年，我国有230多家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农业投资，其中民营企业约占90%。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投资规模仍远远小于能源、高铁等行业，但年投资额增长很快，并且八成以上为绿地投资。从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形势看，面临的困难依旧较大，存在项目落地难、成功率低、竞争力弱、经营管理绩效差等问题。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提高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率和效益，农业企业“走出去”应着重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企业的投资决策要围绕企业的发展战略。在投资前，综合考虑企业的生产需求，市场的产品需求，开展充分地实地考察，反复确认投资目的。一般从完善产业链，加强全球化技术、资源布局，拓展市场，降低成本等角度考虑是否进行海外投资。

第二，诊断投资目的国的投资环境，确定其是否有利于投资和经营。两国政府之间信任基础好，有利于两国企业开展合作。另外，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性差的国家，对其投资，风险大，甚至可能面临颠覆性风险。政治不稳定也带来经济发展下滑或经济危机发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经营中的企业也难以获得利润。

第三，充分考虑资本的可利得性。投资环境好、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市场机会大的国家，也不一定是适宜投资的国家。因为，在一些国家，企业利润出境税率高，造成资本的利得成本高。例如，智利对企业利润出境收取的税率可达35%。如果在此投资，就需要通过公司架构设计等途径合理规避这一风险。

第四，关注外汇管制和汇率波动。外汇储备率低的国家，对硬货币的资金流通控制严格，甚至限制外资出境，企业的投资收益只能在当地使用。还有一些国家，要求入境结算货币按比例兑换成本国货币，但本国汇率波动大，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由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普遍涉及人民币二次兑换，因此，要积极开展汇率对冲。

第五，关注法律制度差异。对于农业企业而言，尤其要注意国内外地权和水权的制度差异。一些国家的“外商投资法”要求外商不可购买本国地权，但可以租赁。还有一些国家的水权和地权分离，购买或者租赁了地权，还需另外单独购买水权，并且拥有水权，用水量也可能受到限制，超额用水量需要继续到水资源市场购买。例如，企业在智利北部购买了农场，开展种植生产，但却没有购买水权，那对农场的生产经营将是一场灾难。

第六，向当地的中介机构进行咨询，开展全面、科学、专业、充分的项目研究论证。除了财务、法务咨询，还需要就气象、灾害、劳动力资源、水电供应、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经济和市场发展及趋势、社会文化等方面对投资与经营的影响进行评估。

第七，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包括与当地企业合资，雇佣当地的企业管理团队或者职业经理人、技术人员及工人。他们熟悉当地的法律、政策、市场、语言、文化，可以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诸多好处。这就要求企业设计好公司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责任和权力，不过分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

第八，因地制宜开展产品创新。不同国家消费者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津巴布韦的土壤硬度大，国内农机在其土地上耕作，农机具会碎裂，因此，需要按照当地土壤硬度要求，调整农机设计，更换钢材，制造出适用于当地的农机具产品。

当下，外资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农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农业技术转让与交流、农产品加工技术与创新、农业及食品领域的对外合作等方面潜力很大。我国农业企业要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总体而言，农业“走出去”未来大有可期。（丁琳琳郭静利）